不道德的低级本能使人产生对生活的敌视态度，冷漠的理性，纯理性的拘谨把人封闭在一个枯燥无味的精打细算的狭窄的小圈子范围里，远离了具有一切高级和低级内容的真正生活。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把自己最优秀的主人公带到一个具有快乐和悲伤的“全部”生活的开放世界。“全世界万岁！”这是皮埃尔在对拿破仑，对共济会，对慈善事业，对虚荣心促使立下的功勋感到失望之后接受的一句坚决主张团结所有人的口号。在托尔斯泰的这一信念中证明了“人民思想”的正确性。难怪，皮埃尔完全深入人民生活的世界里，而不是旁观这个世界，这表现在他去庄园旅行，甚至表现在波罗金诺战斗时期，他不仅学会了放弃个人的东西，牺牲一切，而且还学会了把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结合起来”。
“生活，有着自己的健康、疾病、劳动、休息、喜悦等本质利益，有着自己的思想、科学、诗歌、音乐、爱情、友谊、憎恨、热情等利益的人们的真正生活”，托尔斯泰证实，这唯一真正的生活独立于庸俗的、不伴随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生活，独立于统治者的政治游戏。但是也就是在这里，他的理想，除了自己的强项之外，还找到了超历史性和局限性。托尔斯泰把人类性格的永恒特性，也就是当达武元帅审问皮埃尔的可怕时刻，突然有人提醒他们说，“你们两人都是人类的孩子，兄弟”，和当时所有政治的和社会的法令对立起来；把所有理性安排生活的试图同体现在卡拉塔耶夫身上自发的群居力量对立起来。
从前体现在托尔斯泰战争题材短篇小说“温顺”士兵们身上的特点在卡拉塔耶夫形象中得到发展；后来，这种类型的人物在托尔斯泰的民间故事、戏剧《黑暗的政权》，以及创作于80年代托尔斯泰世界观转变之后的作品中的不抵抗邪恶的庄稼汉形象中有不同的变体；在中篇小说《哈泽·穆拉特》（1903）士兵阿夫杰耶夫的形象中有不同的变体。
当然，卡拉塔耶夫并没有成为整个俄罗斯民族的化身，虽然他反映了宗法制农民的某些十分真实的心理特点。与卡拉塔耶夫的接近成为皮挨尔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标志。同身为俘虏的卡拉塔耶夫交上朋友后，皮埃尔明白，真正的生活高于任何空想，“幸福就在他本人身上”，也就是说在人的身上。正是卡拉塔耶夫的形象在小说中体现主要的历史哲学思想。
托尔斯泰将历史发展的“自发性”原则形而上学地与人们理性的，目的性很强的活动对立起来。他宣布，具有“非自由的，必然结局意义的”自发性群居生活是历史的财富。后来，他在自己的历史哲学中得出了宿命论的结论。
但托尔斯泰的历史观不属于宿命论。在生活的《战争与和平》里，托尔斯泰所描绘的内在的客观意义与宿命论概念相对立，促使他承认群众在历史运动中的主导作用。因此，在他看来，1812年战争的结局不仅是神秘的“天命”决定的，而且也是由与“纯洁”和“合理性”一块起作用的“人民战争的粗木棒”[1148]所决定的。
尽管托尔斯泰对战争主题的某些论断是抽象的，但他的战争哲学是强有力的，因为他把自己批评的锋芒针对自由资产阶级的军事作家，对这些作家而言，全部的兴趣在于讲述不同将军的美好感觉和言论，而“有关那5万留在医院和坟墓里的士兵问题”完全不去研究。托尔斯泰的历史哲学，尽管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但仍然是强有力的，因为他把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看作是群众运动的结果，而不是沙皇、统帅和部长们，也就是上层统治者们活动的结果。在对待历史存在问题的态度中依然看得出那种“人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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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与和平》的创作之初和末尾，托尔斯泰都曾拒绝确定自己作品的体裁，反对把它称为长篇小说，叙事长诗或历史编年史，与此同时他公正地引用整个俄罗斯文学的历史，俄罗斯文学的历史“从普希金时代开始不仅提供了许多这种偏离欧洲形式的例子，而且甚至没有给出一个反面的例子”。在另一些场合他把自己的创作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进行比较，因此，还是指出了《战争与和平》体裁特点中最本质的特征，也就是指出，它接近于人民英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