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塔莎迷人魅力的秘密不仅在于她的无限忠诚，“心灵的坦诚”，而且还在于她所固有的“心灵力量”不容忍对真正生活的强暴。娜塔莎善于崇高的、自我牺牲的行为，而在一时的糊涂状态下也能干出恶劣行为，但这两种行为都能有助于她的道德成长，这也就是她的性格力量之所在，也就是改变周围一切而且有时不顾惜她本人的力量之所在。
娜塔莎性格的本质——爱情——使安德烈公爵摆脱了沉重的心灵危机，使别佳死后因痛苦而闷闷不乐的母亲回到了生活；在博尔孔斯基病重临死的时刻，她浑身都充满了“奉献自己一切的欲望”来帮助他们（奄奄一息的安德烈和他的妹妹），而在她结婚之后，以同样无限的热情把自己奉献给家庭的利益。应该认为，道德的力量迫使她不仅什么也不说，而且也不考虑所谓的自我牺牲，毅然去西伯利亚寻找被判有罪的身为十二月党人的丈夫。
文学批评家不止一次地指出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托尔斯泰在小说的结局中以娜塔莎作为纵淫女人的形象与18世纪60年代典型的“妇女解放”运动进行论战。对这一论战的暗示就存在于《战争与和平》的文字里。但更本质的是另外的东西。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确立的，尤其是以娜塔莎的形象来确立的那种道德理想否定放弃个人利益，正如否定某种矫揉造作的、臆想出来的假东西。在这一方面，托尔斯泰的道德标准在某种程度上与60年代革命民主主义者宣扬的道德准则有共同之处。的确，与他们相反，托尔斯泰否定“理性的”，捍卫“自然的”、“质朴的”利己主义。（关于很多特点在娜塔莎·罗斯托娃的形象中体现出来的Т，А，贝尔斯，有一次托尔斯泰指出：“利己主义和嗅觉的天真美妙。”）
与娜塔莎不同，索妮娅没有做过一次坏行为，正是她妨碍了娜塔莎和阿纳托利可耻的私奔。但是，作者的好感并不在索妮娅合乎理智和通情达理的方面，而在娜塔莎“犯罪的”方面（托尔斯泰几次使用这个词）。娜塔莎带着十分强烈的感情力量经受自己“低级、愚蠢和残酷的”行为，她内心充满了绝望、羞耻和屈辱，她在痛苦地忍受与阿纳托利的事件之后，不是变坏了，而是变得更好了，她有充分的理由对皮埃尔说：“我知道，我以前是一个坏女人，而现在我是善良的。”“有罪的”娜塔莎完全高于道德高尚的索妮娅，在娜塔莎与安德烈·博尔孔斯基新的会面结束之后，索妮娅考虑到尼古拉·罗斯托夫与玛丽娅公爵小姐的婚姻是不可能的，就给尼古拉写了一封“自我牺牲的”信，把尼古拉从对玛丽娅的责任中解脱出来。
在道德方面娜塔莎甚至高于玛丽娅·博尔孔斯卡娅。玛丽娅公爵小姐所熟知的基督教道德要求必须爱所有的人和宽恕所有的人。但正如托尔斯泰在小说中天才地表明的那样，这只有在临近不可避免的死亡时才有可能。生活中，甚至在玛丽娅公爵小姐真正崇高的心灵品质的条件下，基督教的道德才会转变成不可避免的强制自己。
娜塔莎的利己主义确立了一种幸福，由于这种幸福，人“变得十分善良、美好，不相信邪恶、不幸和痛苦的可能”。她轻率的“生命力”否定了索妮娅表面上的宽宏大量和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或斯佩兰斯基冷漠的精打细算，否定了贝尔格的自私自利，还否定了那种除了自己的享受什么都不想知道的洋洋自得的利己主义，它体现在真正犯罪的和肮脏的库拉金家族的世界里。因此，小说中娜塔莎和库图佐夫，阿纳托利·库拉金与拿破仑的比较和接近（尽管初看起来这显得有些奇怪）不是偶然的。对玛丽娅公爵小姐提出的娜塔莎是否聪明的问题，皮埃尔回答说：“没有赐予她成为聪明的人”；根据安德烈公爵所说的，库图佐夫的主要力量在于，他遵循的不是“聪明的”想法和谨慎的计算，而是他身上所具有的某中高层次的东西。另一方面，阿纳托利·库拉金在和平的私人生活中起着如此罪恶的作用，就像拿破仑在民族的历史命运中和法国入侵者所起的那种作用一样，他总是满意自己和自己的地位，因此他总是善于去做那些自己并不认为是犯罪的行为。皮埃尔对阿纳托利说了一些类似于《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托尔斯泰愤怒地指责拿破仑的话：“您最终不可能明白，除了您的满足之外，还有其他人的幸福、安宁，您也不能明白，您由于想快乐而正在毁灭整个生活。”阿纳托利和拿破仑一样没有感觉到道德的障碍；他难以对自己的行为做出道德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