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力求“追根究底”[1144]，研究历史和个人生活的深刻性——在这部宏伟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过程得到出色的反映。为了寻找十二月党人活动的根源，他不可避免地要研究造就了无数未来贵族革命家的卫国战争。
托尔斯泰希望能以非暴力的方式解决这一时期的社会冲突，他经历了一段热忠于“教育”的时期，这不仅仅是一个新的平民教育体系：作者还希望用这种乌托邦式的方式建立理想的社会制度。
过了很多年后，当托尔斯泰回忆起自己热忠于为农民子弟创办学校和充当和平调解人时，他在写信给П，И，毕留克夫的信中说，当时促使他“办学并与平民交往的个人特殊的内在动机让他激动和兴奋不已”[1145]。
19世纪60年代初，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他承认人民在历史进程中起决定作用。托尔斯泰关于人民在历史进程中起决定作用的观点与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观点（特别是与这一时期赫尔岑的观点）相近，与“进步的”自由党人的观点完全相左，他们之间的争论始于《十二月党人》这部小说及有关教育的文章，并在《战争与和平》中得以继续。他把自己关于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无意识引导历史发展进程的“群居的”自发力量的理论与革命“解放者”的信仰对立起来。
托尔斯泰号召“特权社会”倾听“人民的巨大呼声”，同时他也拒绝给予知识分子教育人民的权利。一味赞扬自发的、“群居的”原则，赞扬宗法制的社会关系导致他否定历史的进步，轻视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托尔斯泰对改变生活的革命道路持否定态度，他深信人民存在的自发性原则。
《战争与和平》的激情在于确立了“人民的思想”，作者深刻而独特的民主主义思想决定了这部长篇历史小说在评价所有人物和事件时所必需的观点，即以“人民的观点”为基础。
这部新时期伟大卓越的文学作品在俄罗斯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在60年代历史转折的初期，托尔斯泰在自己的长篇小说中引以为荣的世界宗法制同一性还没有完全被摧毁；另一方面，唤醒人民群众参与俄罗斯革命酝酿时期历史活动的时代能够、而且也应该产生托尔斯泰的叙事文学，他的创作被列宁誉为“俄罗斯革命的一面镜子”。
托尔斯泰的同时代人在小说主人公思想探求的过程中和反映19世纪初历史事件的性质中看到了60年代的时代特点，这当然是正确的。当维持了几个世纪的社会关系以惊人的速度遭到破坏后，改革前和改革后的俄国现实能够产生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对这个现实主义来说，《心灵辩证法》，典型人物的活动，以及主人公对社会环境的反抗都成了主要的艺术原则。
在寻找开头，拟定提纲和创作这部未来宏伟巨著的最初几个部分的过程中，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的特点被确定下来，它讲述虚构的或现实中的某些家庭及人物，并揭示“俄国人民和军队的特点”。
1812年的卫国战争，俄罗斯各民族一切健康的有生力量都被调动起来反抗拿破仑的入侵，这为这部作品提供了良好的素材。
《战争与和平》最重要的艺术任务就在于：揭示整个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特点，这一性格特点以同样的力度体现在和平的日常生活中，在某一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在战争遭遇挫折和失败的时候，以及受到最高荣誉的时刻。
《战争与和平》是19世纪为数不多的世界文学作品之一，完全有理由赋予它长篇历史小说的名称。大规模的历史事件和共同的而非个别的生活构成了作品内容的基础，在作品中，作者揭示了历史进程，并极其广泛地涵盖了俄罗斯各阶层的生活，因此作品的人物众多，尤其是还包括了一些平民阶层的人物。作品还展示了俄罗斯民族的日常生活，最主要的是揭示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和贵族阶级优秀代表接近人民群众的道路，这些乃是作品的思想艺术核心。
史诗般的开头把《战争与和平》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和《哥萨克》这两部作品联系了起来。对长篇小说优秀主人公在道德、社会和哲学探索方面的叙述在托尔斯泰的创作中发展成一条线索，这条线索体现在尼科连卡·伊尔捷尼耶夫，德米特里·涅赫留多夫和奥列宁的形象中，并在列文和涅赫留多夫公爵的形象中得到延续。
《战争与和平》正面人物的思想道德成长道路，和往常一样，在托尔斯泰笔下朝接近人民的方向发展。他并不要求贵族主人公脱离生养他们的阶级，但是，与人民在道德上的完全一致已成为真正的人类生存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