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本人在《战争与和平》中注意到，讲述战争的真实情况是很难的。他的创新不仅仅是与他描写战场上的人相联系（在欧洲文学中斯汤达也是这样做的，毫无疑问，托尔斯泰考虑了他的经验），但最主要的是托尔斯泰首先揭示了战争中所表现出的真正的英勇精神，从而使虚伪的英勇精神暗淡无光，他把战争设想成一种日常的事情，同时又是对人的所有精神力量在极度紧张时刻的考验。因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样了情况：真正英雄主义的载体是一些普通质朴的人，如：大尉图申或季莫欣，被历史遗忘的将军多赫图罗夫和科诺夫尼岑，从不谈及自己功勋的库图佐夫。正是他们影响了历史事件的结局。“梅德韦杰夫，去歼灭敌人！”——这个命令的力量并没有因为图申“尖声地说出它”而减弱，就像他所有的英雄气概并不会因它滑稽的外表而变得暗淡一样。一些高尚的词语，库图佐夫总是作为普通，好像是日常的话对巴格拉季翁说：“祝你建立伟大的功勋”，这与拿破仑虚伪浮华的漂亮语句形成鲜明的对比[1146]。
拿破仑是这部历史小说中唯一一个直接以讽刺性的文学手段来描写的形象，作者恶毒的讽刺，毫不掩饰的愤怒既没有饶恕安娜·帕甫洛夫娜和她沙龙的一些光顾者，也没有饶恕库拉金，德鲁别茨科伊和贝尔格的家庭（我们回想一下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对朱丽·卡拉金的“爱情”表白，或者贝尔格一家的招待晚会），也没有饶恕亚历山大一世，但是这种讽刺性的怪诞手法只有当不知自我崇拜的限度，也不知犯罪与撒谎是多么粗鲁的拿破仑出现时，才有充分的理由（拉夫尔斯基事件，授予光荣的拉扎列夫士兵军团的奖章事件，带着儿子肖像的场面，波罗金诺战役前早晨的梳妆打扮和进入莫斯科的当天对大贵族代表团的徒劳无益的期待）。
在“谈谈《战争与和平》这本书”一文中，托尔斯泰表明，对于从事历史事件描写的艺术家而言，没有，也不可能有主人公，而应该有人民，托尔斯泰以这种人道的标准走近一八一二年的活动家们，他使拿破仑声名狼籍，使库图佐夫美名远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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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作《战争与和平》期间，托尔斯泰是这样来确定自己的审美信念的：“艺术家的目的，并不是毫无争议的去解决一个问题，而是要使人们去热爱无数永不枯竭的生命。如果有人告诉我说，我可以写一本小说，毫无争议地来确定对所有社会问题的自以为正确的看法，那么我不要花上两个小时就能完成这样的小说，但如果有人对我说，我所写的东西现在的孩子20年以后还将阅读，他们将因为我写的东西而哭泣、欢笑和热爱生活，那么我将奉献我的一生和全部精力。”[1147]
“热爱无数永不枯竭的生命”——这是《战争与和平》的乐观主义的哲学基础。生命的力量和它永远变化发展的能力被确立为公认的，唯一永恒的价值。从《战争与和平》的创作者的观点来看，这种崇高的价值决定了人民的历史活动以及与人民群众交往的特权阶层代表人物的命运。
人变化的能力隐含着道德成长的潜在可能性；善于不让自己局限于狭隘的生存圈子则开辟了一条通往人民群众、通往和平的道路。这本书的英明之处和生气勃勃的热情以及它的全部诗学都是以懂得这种辩证法为基础的。
《战争与和平》的人物没有分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甚至也没有分好人和坏人，但分成变化的和僵化的人物。宫廷和上流社会在小说中遭到了批判，首先是因为这一阶层的人“像生活的幻影一样”生活，因此是僵化不变的。
艾伦总是对所有的人报以同样的微笑，当艾伦第一次出现时，她“不变的微笑”被提及了三次。瓦西里·库拉金公爵就像艾伦一样，只善于懒惰演员的“同一种激动”，即总是表情呆板。“娇小的公爵夫人”博尔孔斯卡娅完全无辜的媚态并没有被饶恕，只是因为她用同一种顽皮的语气同旅店主人、将军、自己的丈夫以及丈夫的朋友皮埃尔交谈。安德烈公爵大约五次听到她“谈论祖博娃伯爵夫人时也使用同一句话”。老公爵夫人不喜欢皮埃尔，她总是“用面无表情的呆板目光”看着皮埃尔，不改变自己的眼神。作者努力地发现，即使在她激动的时候（谈到遗产时），她的眼神也依然如故，这一外在的细节足以用来判断她的精神贫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