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公爵已经感觉到，或者在军政大臣所操心的事务中，他对库图佐夫采取的行动丝毫不感兴趣，要么是他要让俄国信使意识到这一点。“不过这对我反正都完全一样。”他想了想。军政大臣把其余的文件推到一边，摆得整整齐齐，随后才抬起头来。他那脑袋瓜子挺聪明，个性很倔强。可是在他把脸转向安德烈公爵的这一瞬间，军政大臣脸上流露的聪明而坚定的表情似乎习惯地有意识地突然改变了：他脸上现出愚笨、虚伪、但并不掩饰虚伪的微笑，就像某人接见一个又一个的请愿者时面露微笑似的。
“是从库图佐夫元帅那里来的吗？”他问道，“我希望您带来的是好消息吧？和莫蒂埃发生过交火吗？胜利了吗？是时候了！”
他拿起一份署有他名字的急电，带着忧郁的表情开始念电文。
“哎！我的天！我的天！施米特呀！”他用德国话说道，“多么不幸啊！多么不幸啊！”
他走马观花地看了一下电文，把它放在桌上，看了看安德烈公爵，显然他在考虑什么事情。
“哎，多么不幸啊！您说，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吗？但是莫蒂埃还没有被抓起来（他想了想）。虽然施米特阵亡是为赢得胜利而付出的高昂代价，但是我非常高兴，您带来了好消息。陛下也许很想和您见面，但是并不是今天。我感谢您，去休息休息吧。明天阅兵后您来朝拜吧。最好还是我来通知您。”
谈话时已经消失的愚蠢的微笑又在军政大臣脸上流露出来。
“再见，我很感谢您。国王也许很想和您见面。”他又重说一遍，低下头去。
当安德烈公爵从皇宫里走出来的时候，他觉得，胜利给他带来的一切利益和幸福现今已被他抛弃，并且交给军政大臣和谦恭的副官的冷冰冰的手中了。他的全部思想转瞬之间发生了变化。他仿佛觉得这场战斗已是久远往事的回忆。
十
安德烈公爵在布吕恩住在自己的熟人，俄国外交官比利宾那里。
“啊，亲爱的公爵，没有比看见您这位客人更令人高兴的事，”比利宾出去迎接安德烈公爵时说道。“弗朗茨，把公爵的东西送到我的卧室去！”他对领博尔孔斯基进来的仆人说，“怎么，您是胜利使者吗？好极了。您瞧，我正在生病呢。”
安德烈公爵洗过脸、穿好衣服之后，便走进外交官的豪华书斋，坐下来吃为他准备好的午餐。比利宾安闲地坐在壁炉旁。
安德烈公爵不仅在旅行之后，而且在他丧失一切舒适、洁净和优越的生活条件的行军之后，体会到自从童年时代以来他就在这个已经习惯的奢侈生活环境中休息时所体会的那种心旷神怡的感觉。除此之外，他在受到奥国人的接待后，能够和一个俄国人谈话，即使不说俄国话（他们用法语交谈）也感到愉快；因为他料想这个交谈者也一定怀有俄国人对奥国人的那种共同的厌恶之感（现在被他体会到的特别强烈的厌恶之感）。
比利宾三十五岁左右，未婚，他和安德烈公爵属于同一个社会阶层。他们早在彼得堡就已经相识，但在安德烈公爵随同库图佐夫抵达维也纳时，他们的交往就更密切了。如果说，安德烈公爵年轻，并且在军事舞台会有远大前途的话，那么比利宾在外交舞台的前途就更远大一些。他还年轻，而他已经不是年轻的外交官了，因为他从十六岁那年起就开始任职，曾经留驻巴黎、哥本哈根。现在在维也纳担任相当重要的职务。首相和我国驻维也纳大使都认识他，而且重视他[127]。他独树一帜，不属于多数外交家之列，他们为了要成为特别优秀的外交官员，就需具备一些消极的优点，不做某些不该做的事情，而要会说一口法语。虽然有一些外交官秉性懒惰，但是他们热爱工作，而且善于工作，他们有时候坐在办公桌旁一连熬上几个通宵，比利宾就属于这些外交官之列。无论什么工作，他都干得很出色。他所关注的不是“为什么要干”的问题，而是“怎样干”的问题。外交上的事务是什么，他满不在乎。他认为，熟练、准确和雅致地写出通令、备忘录或报告才是他莫大的乐趣。比利宾的功绩受到珍视，除了笔头工作外，他还擅长在上层社会致词和交际。
只有在交谈的人说说文雅的俏皮话的时候，比利宾才像喜爱工作那样喜爱谈话。在上流社会，他经常等候机会去说句什么动听的话，而且只是在这种环境中他才与人攀谈。比利宾谈起话来，经常在话语中夹杂许多奇特古怪的俏皮话，而在结束时总要加上几句大家都感兴趣的漂亮话。这些漂亮话仿佛是在比利宾内在的创作活动中故意编造出来的，具有便携的特性，而其目的在于便于卑微庸俗的上流社会人士记忆并在客厅中广泛流行。真的，比利宾的评论在维也纳的客厅中广为流传。据说，常对所谓的重大国事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