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才举的例子只说了一种人物，但也还有另一种人物。在《梦珂》里有的人物，后来出现在《入伍》里，而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就又有了文采。只要是你脑子里的人物，只要有机会，你就会写上他几句。所以说人物都是很多年在作家的思想上，作家的性格上，作家的感情中，作家的社会经历中慢慢积累和形成的。当你到生活中去，看到一个人，得到了启发，就把你旧有的人物部勾引出来了。很自然的就把旧有的人物和新认识的人物溶化在一起了。当然，在你今天写他的时候，你会用今天的思想来校正他一下的。我在写文采时，我曾努力克制自己，把他压缩，总想笔下留情。我不愿让他的形象压倒其他的人，我不喜欢他成为一个主角。
写《粮秣主任》也是这样的。我参加了桑干河的土改斗争，敌人到了那里以后，我对那里人的感情更深了。我想到他们经过那样残酷的斗争，死了好些人，我想到这许多人，这许多人的影子在我脑子里早就有了。而这些人又是新的战斗者，这些新的战斗者也同我脑子里那些旧的战斗者结合起来了。我对这些人的同情更多。因此近年来我的小说里，就不能不写这些人。为什么我到官厅水库去，别的人我都没有写，就写了个《粮秣主任》呢？这是因为我同这样的人原来就很熟，就有感情，我一下去就注意他。对那些才成长起来的新人，我喜欢他们，却不象同粮秣主任这样的人容易熟悉。现在我自己正在努力，要在旧朋友之外，多结交些新朋友。所以我很想到新的地方去，结交新的朋友。注意那些情绪饱满、思想比较单纯一些的、新起的人物。《粮秣主任》发表以后，我听到有人说：生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理解生活，丁玲到官厅水库也只去了几天，就写出了《粮秣主任》，而有人下去一两年，还是写不出东西来。我听了以后，当然很感激他对我的鼓励，但是并不同意。我并不是不要生活就可以写文章，也并不是我比别人聪明，比别人了不起，下去两天就能写出文章来。那是因为官厅水库那里有我的熟人，有老朋友，问题是在这个地方，在于我过去有点桑干河的生活，过去有粮秣主任那样一个人物。我写的并不真正就是水文站的那个人，他没有那么“文”，那些话也不是他讲的，也不是我讲的，是我脑子里的那些老朋友讲的话。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不深入到生活中去，就可以写出作品来。理解生活当然是很重要，但没有生活，没有深入的生活，怎么理解呢？只了解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熟悉具体生活，还是无法创作的。
我们不要孤立的去看生活，也不要以为只要有分析生活的能力就可以了，我认为深入生活和分析生活是一件事，在生活里面随时都在观察，都有批判，都有分析，才能更懂得生活。不是说我先下去生活，然后再去分析生活。
附带答复一点有关主题的话。对这个问题也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我写什么我并不晓得，我要到生活中去看了，才晓得写什么；另一种说法是：我有了主题了，才下去，下去了再按我这个主题的框子去找材料，找完了材料再来写。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要写一个什么，开始要有一个主题思想，要没有一个主题作为创作的指导和范围的话，那么宽广的生活，你到底要写什么呢？什么都可以写。所以要先有一个题目，不管这个题目是别人给你出的，或是作家自己脑子里所产生的都行。一个作家脑子里要经常有很多题目。要经常的看到一件事发生了，就很敏感的接触你自己的题目，使你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好，引起你非要写他不可。主题是可以由别人出，可是文章得由作家自己原来就有才行，不是拿别人的题目，按概念去找生活找人物。再说我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不是先有了一个思想，才下去的呢？有的。前面我讲过我到了张家口后，就愿回到农村去，我觉得我跟陕北的农民发生了感情。同时我想写一部关于中国变化的小说，要写中国的变化，写农民的变化与农村的变化，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在当时我就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思想：如果很好的反映了农村的变化、农民的变化，那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有这样一个主观意图。当时如果没有这个主观意图，就下去生活，那是没有目的的。有了这个思想我就下去了，下去先到几个村子里，浮面的跑一跑，然后又比较深入的搞了一个村子，虽然只十几天，但是是比较深入的卷进了斗争里去了。当时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战争马上要来到这个地区的情况下，全国解放战争马上就要燃烧起来的时候，如何使农民站起来跟我们走，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在写作的时候，围绕着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农民的变天思想。就是由这一个思想，才决定了材料，才决定了人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