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北京图书馆得到美国图书协会访华参观团赠予的一些珍贵文物史料的复印件，其中有《草鞋脚》编选过程中，鲁迅与伊罗生来往通讯的原始手迹，有鲁迅、茅盾写的《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等等。这七件来往书信中最晚的一封是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七日鲁迅写给伊罗生的。从第一信到最后的这一封信里，全都没有说过因为有了关于丁玲的种种传言而要改动原编书目的话，而是按照原定计划，照旧选入了我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和《水》两篇。与此同时，鲁迅、茅盾在《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中对我主编的《北斗》杂志，也仍旧作了正面的论述，没有丝毫的贬义。这七封信的原文，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五日《光明日报·文学专刊》第一五六期已经刊载；鲁迅、茅盾合写的《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也将会在《鲁迅研究资料》刊出。
一九三四年九月鲁迅给王志之信中说：“此后大约未必再有文章，或再有先前那样的文章，因为这是健在的代价。”我认为这话的确是一句有阅历、有见识、有经验，而且是非常有分寸的话。本来嘛，革命者如果被敌人逮捕关押，自然是无法写文章、演戏或从事其他活动的；倘如在敌人面前屈从了，即“转向”了，自然不可能再写出“先前那样的文章”。读到这样的话，我是感激鲁迅先生的。他是多么担心我不能写文章和不能“再有先前那样的文章”。我也感到多么遗憾，鲁迅先生终究没有能看到后来以至今天我写的文章。这些文章数量不多，质量也不理想，但我想这还正是鲁迅先生希望我能写出的。在鲁迅临终时，我已到了西安，而且很快就要进入鲁迅生前系念的陕北苏区、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现在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想我还是鲁迅先生的忠实的学生。他对于我永远是指引我道路的人，我是站在他这一面的。
一九八一年一月于厦门补记：
一九八三年第三期《新文学史料》发表了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九日鲁迅致申彦俊的一封佚信。申彦俊是三十年代初朝鲜《东亚日报》驻中国特派记者，是一位进步人士。他曾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应约赴内山书店拜访鲁迅先生，并写了访问记，刊载于朝鲜《新东亚》一九三四年第四期，其中记录了会见时的谈话。申彦俊问：“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您认为谁是无产阶级代表作家?”鲁迅先生答道：“丁玲女士才是惟一的无产阶级作家。”这很使我感动，更使我惭愧。那年，我才二十九岁。那以前发表过一些作品，就倾向说，虽然我自己也以为是革命的，但实际只能算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作品吧。鲁迅先生为什么对一个外国的访问者作这样溢美的评价呢？我想，这恐怕是因为，我正是在他们这次会见的八天之前被国民党秘密绑架的，存亡未卜。出于对一个革命青年的爱惜，才使鲁迅先生这样说的吧。因为我是一个左翼作家，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而陷入险境，鲁迅先生才对我关切备至，才作了过分的揄扬。
写于一九八一年一月，载《新文学史料》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