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开始接触新文学，是在一九一九年我到长沙周南女校以后。这以前我读的是四书，古文，作文用文言。因为我不喜欢当时书肆上出售的那些作文范本，不喜欢抄书，我的作文经常只能得八十分左右。即使老校长常在我的作文后边写很长的批语，为同学们所羡慕，但我对作文仍是没有多大兴趣。我在课外倒是读了不少小说，是所谓“闲书”的。大人们自己也喜欢看，就是不准我们看。我母亲则是不禁止，也不提倡，她只要我能把功课做好就成。自然，谁也没有把这些“闲书”视为文学，谁也不认为它有一点什么用处。
周南女校这时有些新风。我们班的教员陈启明先生是比较进步的一个，他是新民学会的会员。他常常把报纸上的重要文章画上红圈，把《新青年》、《新潮》介绍给同学们看。他讲新思想，讲新文学。我为他所讲的那些反封建、把现存的封建伦理道德翻个个儿的言论所鼓动。我喜欢寻找那些“造反有理”的言论。施存统先生的《非孝论》的观点给我印象很深。我对我出生的那个大家庭深感厌恶，觉得他们虚伪，无耻，专横，跋扈，腐朽，堕落，势利。因此，我喜欢看一些带政治性的，讲问题的文艺作品。但因为我年龄小，学识有限，另一些比较浅显的作品，诗、顺口溜才容易为我喜欢。那时我曾当作儿歌背诵，至今还能记忆的有：
两个黄蝴蝶，
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
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
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
天上太孤单。
俞平伯、康白情的诗也是我们喜欢背的。后来人一天天长大，接触面多了，便又有了新的选择。一九二一年，湖南有了文化书社。我从那里买到一本郭沫若的诗集《女神》，读后真是爱不释手。我整天价背诵“一的一切，一切的一”，或者就是：
九嶷山上的白云有聚有消，
洞庭湖中的流水有汐有潮。
我们心中的愁云呀，啊！
我们眼中的泪涛呀，啊！
永远不能消！
永远只是潮！
我，还有我中学的同学们，至少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的幼小的心是飘浮的，是动荡的。我们什么都接受，什么都似懂非懂，什么都使我们感动。我们一会儿放歌，一会儿低吟，一会儿兴高采烈，慷慨激昂，一会儿愁深似海，仿佛自个儿身体载负不起自己的哀思。我那时读过鲁迅的短篇小说，可是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那时读小说是消遣，我喜欢里面有故事，有情节，有悲欢离合。古典的《红楼梦》、《三国演义》、《西厢记》，甚至唱本《再生缘》、《再造天》，或还读不太懂的骈体文鸳鸯蝴蝶派的《玉梨魂》都比《阿Q正传》更能迷住我。因此那时我知道新派的浪漫主义的郭沫若，闺秀作家谢冰心，乃至包天笑，周瘦鹃。而林琴南给我印象更深，他介绍了那么多的外国小说给我们，如《茶花女》、《曼郎摄氏戈》、《三剑客》、《钟楼怪人》、《悲惨世界》，这些都是我喜欢的。我想在阅世不深、对社会缺乏深刻了解的时候，可能都会是这样的。
一九二二、二三年我在上海时期，仍只对都德的《最后一课》有所感受，觉得这同一般小说不同，联系到自己的国家民族，促人猛省。我还读到其他一些亡国之后的国家的一些作品，如波兰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我也读了文学研究会耿济之翻译的一些俄国小说。我那时偏于喜欢厚重的作品，对托尔斯泰的《活尸》、《复活》等，都能有所领会。这些作品便日复一日地来在我眼下，塞满我的脑子，使我原来追求革命应有所行动的热情，慢慢转到了对文学的欣赏。我开始觉得文学不只是消遣的，而是对人有启发的。我好像悟到一些问题，但仍是理解不深，还是朦朦胧胧，好像一张吸墨纸，把各种颜色的墨水都留下一点淡淡的痕迹。
一九二四年我来到北京。我的最好的、思想一致的挚友王剑虹在上海病逝了。她的际遇刺痛了我。我虽然有了许多新朋友，但都不能代替她。我毫无兴味地学着数理化，希望考上大学，回过头来当一个正式的学生。我又寂寞地学习绘画，希望美术能使我翻滚的心得到平静。我常常感到这个世界是不好的，可是想退出去是不可能的，只有前进。可是向哪里前进呢？上海，我不想回去了；北京，我还挤不进去；于是我又读书，这时是一颗比较深沉的心了。我重新读一些读过的东西，感受也不同了，“鲁迅”成了两个特大的字，在我心头闪烁。我寻找过去被我疏忽了的那些深刻的篇章，我从那里认识真正的中国，多么不幸，多么痛苦，多么黑暗！啊，原来我身上压得那样沉重的就是整个多难的祖国，可悲的我的同胞呵！我读这些书是得不到快乐的。我总感到呼吸迫促，心里像堵着一堆什么，然而却又感到有所慰藉。鲁迅，他怎能这么体贴人情，细致、尖锐、深刻地把中国社会，把中国人解剖得这样清楚，令人凄凉，却又使人罢手不得。难道我们中华儿女能无视这个有毒的社会来侵袭人，迫害人，吞吃人吗？鲁迅，真是一个非凡的人吧！我这样想。我如饥似渴地寻找他的小说、杂文，翻旧杂志，买刚出版的新书，一篇也不愿漏掉在《京报副刊》、《语丝》上登载的他的文章，我总想多读到一些，多知道一些，他成了惟一安慰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