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我和鲁迅见面是在北四川路他家里。他住在楼上，楼下是一家西餐馆，冯雪峰曾经在这楼下一间黑屋子里住过。这时我刚刚负责《北斗》的编辑工作，希望《北斗》能登载几张像《小说月报》有过的那种插图，我自己没有，问过雪峰，雪峰告诉我，鲁迅那里有版画，可以问他要。过几天雪峰说，鲁迅让我自己去他家挑选。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日，我和雪峰一道去了。那天我兴致非常好，穿上我最喜欢的连衣裙。那时上海正时兴穿旗袍，我不喜欢又窄又小又长的紧身衣，所以我通常是穿裙子的。我在鲁迅面前感到很自由，一点也不拘束。他拿出许多版画，并且逐幅向我解释。我是第一次看到珂勒惠支的版画，对这种风格不大理会，说不出好坏。鲁迅着重介绍了几张，特别拿出《牺牲》那幅画给我，还答应为这画写说明。这就是《北斗》创刊号上发表的那一张。去年我看到一些考证资料，记载着这件事，有的说是我去要的，有的说是鲁迅给我的。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是我去要的，也是鲁迅给的。我还向鲁迅要文章，还说我喜欢他的文章。原以为去见鲁迅这样的大人物，我一定会很拘谨，因为我向来在生人面前是比较沉默，不爱说话的。可是这次却很自然。后来雪峰告诉我，鲁迅说“丁玲还像一个小孩子”。今天看来，这本是一句没有什么特殊涵义的普通话，但我当时不能理解，“咳，还像个小孩子！我的心情已经为经受太多的波折而变得苍老了，还像个小孩子！”我又想：“难道是因为我幼稚得像个小孩子吗？或者他脑子里一向以为我可能是一个被风雨打蔫了的衰弱的女人，而一见面却相反有了小孩子的感觉？”我好像不很高兴我留给他的印象，因此这句话便牢牢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从一九三一年到三三年春天，我记不得去过他家几次。或者和他一道参加过几次会议，我只记得有这样一些印象。鲁迅先生曾向我要《水》的单行本，不止一本，而是要了十几本。他也送过我几本他自己的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给我的书都包得整整齐齐，比中药铺的药包还四四方方，有棱有角。有一次谈话，我说我有脾气，不好。鲁迅说：“有脾气有什么不好？人嘛，总应该有点脾气的。我也是有脾气的。有时候，我还觉得有脾气也很好。”我一点也没有感到他是为宽我的心而说这话的，我认为他说的是真话。我尽管说自己有脾气，不好，实际我压根儿也没有改正过，我还是很任性的。
有一次晚上，鲁迅与我、雪峰坐在桌子周围谈天。他的孩子海婴在另一间屋里睡觉。他便不开电灯，把一盏煤油灯捻得小小的，小声地和我们说话。他解释说，孩子要睡觉，灯亮了孩子睡不着。说话时原有的天真表情，浓浓的绽在他的脸上，这副神情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我觉得他始终是一个毫不装点自己，非常平易近人的人。
一九三三年我被国民党绑架，幽禁在南京。鲁迅先生和宋庆龄女士，还有民权保障同盟其他知名人士杨杏佛、蔡元培诸先生在党和左翼文人的协同下，大力营救，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强烈抗议。国际名人古久烈、巴比塞等也相继发表声明。国内外的强烈的舆论，制止了敌人对我的进一步迫害。国民党不敢承认他们是在租界上把我绑架走的，也不敢杀我灭口。国民党被迫采取了不杀不放，把我“养起来”的政策。鲁迅又转告赵家璧先生早日出版我的《母亲》，又告知我母亲在老家的地址，仔细叮咛赵先生把这笔稿费确实寄到我母亲的手中。
一九三六年夏天，我终于能和党取得联系，逃出南京，也是由于曹靖华受托把我的消息和要求及时报告给鲁迅，由鲁迅通知了刚从陕北抵达上海的中央特派员冯雪峰同志。是冯雪峰同志派张天翼同志到南京和我联系并帮助我逃出来的。遗憾的是我到上海时，鲁迅正病重，又困于当时的环境，我不能去看他，只在七月中旬给他写了一封致敬和慰问的信。哪里知道就在我停留西安，待机进入陕北的途中，传来了鲁迅逝世的噩耗。我压着悲痛以“耀高丘”的署名给许广平同志去了一封唁函，这便是我一生中给鲁迅先生三封信中惟一留存着的一封。现摘录于下：
无限的难过汹涌在我的心头……我两次到上海，均万分想同他见一次，但因为环境的不许可，只能让我悬想他的病躯，和他扶病力作的不屈精神!现在却传来如此的噩耗，我简直不能述说我的无救的缺憾了！……这哀恸是属于我们大众的，我们只有拚命努力来纪念世界上这一颗陨落了的巨星，是中国最光荣的一颗巨星!……
而鲁迅先生留给我的文字则是一首永远印在心头，永远鞭策我前进的一首绝句，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悼丁君》：
如磐夜气压重楼，
剪柳春风导九秋。
瑶瑟凝尘清怨绝，
可怜无女耀高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