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壁桌上那个呱呱叫的声音在部里播新闻的时候暂时安静了一会儿，这时又说了起来，音量和刚才一样大。不知为什么，温斯顿发现自己突然想起了帕森斯太太，想起了她稀疏的头发和脸上褶子里的灰尘。不出两年，那些孩子就会把她交给思想警察。帕森斯太太会被蒸发。塞姆会被蒸发。温斯顿会被蒸发。奥伯良会被蒸发。然而，帕森斯永远不会被蒸发。那个呱呱叫的没有眼睛的家伙永远不会被蒸发。那些小个子的、像甲虫一样在各部迷宫一样的走廊里疾走如飞的人——他们也永远不会被蒸发。那个小说处的黑发姑娘——她也永远不会被蒸发。他好像本能地知道谁会幸存、谁会灭亡：虽然，幸存的条件是什么，这不太好说。
这时，他猛地从沉思中惊醒。旁边桌上的那个姑娘侧着身子，一直在看他。正是那个黑发姑娘。她斜斜地看着他，眼中有一种奇怪的专注的神情。他们的目光一相遇，她就把目光移开了。
汗从温斯顿的脊梁上冒了出来。一阵可怕的恐惧感袭遍了他全身。这种感觉几乎立刻就消失了，但是留下了一种令人烦恼的不安。她为什么看他？她为什么总是跟着他？不幸的是，他想不起那个姑娘是在他之前来的，还是之后。但无论如何，昨天，在两分钟仇恨中，她就坐在他身后，没有任何明显的必要。她的真实目的很可能是听听他的反应，看他叫得够不够响。
原先的一个念头又回到他的脑海中：也许她其实不是思想警察，而是一个业余间谍，这才是最可怕的。他不知道她看了多久，也许有五分钟，他可能没有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表情。在公共场合或者电幕的视野内出神，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最小的细节也能泄露你的心事。一个紧张的抽搐，一个无意识的焦虑表情，一个自言自语的习惯——任何暗示着不正常心态的细节，暗示着你有不可告人的事的细节。不管怎样，脸上带有不恰当的表情（例如，在宣布胜利喜讯的时候显得不太相信）本身就是一个应当惩罚的过错。新话中甚至有一个关于这个的词：叫做“脸罪”。
那个姑娘再次用背对着他。也许她并没有真的跟踪他；也许一连两天她都坐得离他那么近只是一个巧合。他的烟灭了，他小心翼翼地把烟放在桌子边上。他要留到下班以后再抽，如果烟丝不掉出来的话。旁边桌上的那个人很可能是思想警察的间谍，也许不出三天温斯顿就会被关到仁爱部的地下室里去，但一支烟头是不能浪费的。塞姆折起那张纸，放进口袋里。帕森斯又说了起来。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老弟，”他一边叼着烟斗笑着，一边说，“那次我那两个小家伙放火烧了那个卖东西的女人的裙子，因为他们看见她用老大哥的海报包香肠？他们偷偷摸到她身后，用一盒火柴点着了她的裙子。我想一定把她烧得够呛。小兔崽子们，啊？但真是积极！这是他们现在在小小间谍队里接受的一流训练——比我那时候强。你知道他们最近发给孩子们什么东西吗？一个可以透过钥匙孔偷听的听筒！我女儿昨天晚上拿回来一个，在客厅门上试了试，她说比直接用耳朵听清楚两倍。当然了，别忘了，这只是个玩具。但是教给孩子们的想法是对的，啊？”
这时，电幕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哨音。这是回去工作的信号。三个人跳起来加入了挤电梯的行列，温斯顿的烟头里剩下的烟丝也掉了出来。
6
温斯顿在日记中写道：
那是三年前的一个漆黑的夜晚，在一个大火车站附近的狭窄的小街上。她站在墙里的一个门洞旁，头顶上的街灯几乎发不出什么光。她的脸很年轻，粉涂得很厚。吸引我的正是那厚厚的脂粉，那张脸白得像一张面具，嘴唇涂得鲜红。女党员从来不涂脂抹粉。街上没有别人，也没有电幕。她说两块钱。我——
他一时很难写下去。他闭上双眼，用手指压住眼球，想把那不断重现的一幕挤出去。他几乎有一种压抑不住的欲望，想大声喊出一串脏话。或者用头撞墙，踢桌子，拿起墨水瓶向窗户扔去——反正做一件要么暴力、要么喧闹、要么痛苦的事，把那个折磨他的记忆抹掉。
他想，一个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的神经系统。你心中的紧张任何时候都可能化作某种看得见的症状反映出来。他想起几个星期以前在街上看见的一个人：一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党员，大约三十五或者四十岁，又高又瘦，提着一个公文包。两人相距几米远的时候，那个人的左脸突然抽搐了一下。他们擦肩而过时又发生了一次：那只是一个抽动，一个颤抖，像相机快门一样快，但显然是习惯动作。他记得自己当时想：这个可怜的家伙完蛋了。可怕的是，这个动作很可能是无意识的。在所有危险中，最致命的是说梦话。他认为这根本没法防备。
他吸了一口气，继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