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姆肯定会被蒸发，温斯顿又想。想起这个他有点难过，虽然明知道塞姆瞧不起他，不太喜欢他，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完全有能力把他当作思想罪犯揭发出来。塞姆身上有一些微妙的地方不太对劲。他缺少某些东西：谨慎、超脱，和某种可以隐藏其锋芒的愚蠢。不能说他不正统。他相信英社的原则，崇敬老大哥，欢庆胜利，仇恨异己，他不仅忠诚，而且有不灭的热情和最新的信息，这是普通党员无法相比的。然而，他总是隐隐地给人一种靠不住的感觉。他说了不该说的话，看了太多书，经常出入画家和音乐家盘桓的栗子树咖啡馆。没有法律——甚至没有任何不成文的法律——禁止人们出入栗子树咖啡馆，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个地方不太吉利。党的那些名声扫地的老领导人，在最终被清洗前曾经在那里集会。据说，几年前、几十年前，哥德斯坦也去过那儿。塞姆的命运不难预见。然而，如果塞姆抓住了温斯顿的秘密观点的实质，哪怕只有三秒钟，塞姆也会立即把他交给思想警察，这是事实。遇到这种事，别人也会这样做，但塞姆比别人更加可能。热情是不够的。正统就是无意识。
塞姆抬起头。“帕森斯来了。”他说。
他的口气好像在说：“那个傻瓜。”帕森斯，温斯顿在胜利大厦的邻居，正挤身穿过餐厅，他又矮又胖，个头中等，一头金发，脸长得像个青蛙。他刚三十五岁，脖子和腰上就长出了一圈一圈的肥肉，但是他行动敏捷，像个年轻人。他的整个长相像个大块头的小男孩，虽然穿着标准工装裤，却总是让人想起他穿着小小间谍队的蓝短裤、灰衬衫、戴着红领巾的样子。一想到他，人们眼中就出现了一个膝盖胖得出了小窝窝的男孩，卷起袖子，露出胖鼓鼓的胳膊。事实上，每当进行集体郊游或者别的体育活动的时候，帕森斯就找到了理由，无一例外地又穿上短裤。他轻快地同他们打着招呼：“你好，你好！”然后在桌旁坐下，带来一股浓重的汗味儿。他粉红的脸上满是汗珠。他真能出汗。在社区中心，只要看到乒乓球拍的把湿漉漉的，就知道他准是刚打过球。塞姆拿出了一张纸条，上面写满了一长列单词，他手里拿着一支墨水铅笔研究了起来。
“你瞧他，午饭时间还工作，”帕森斯用胳膊碰了碰温斯顿说，“真积极，啊？你在看什么呢，老弟？我猜我是看不懂这么深奥的东西。史密斯，老弟，知道我为什么要找你吗？你忘了捐款了。”
“什么捐款？”温斯顿说，他的手已经自动地在口袋里摸钱了。每个人收入的大约四分之一都要专门用来交自愿捐款，捐款的名目多得让人记不住。
“为了仇恨周。你知道——每家每户都要捐款。我是我们这个街区的会计。我们要全力以赴，大干一场。我告诉你，如果胜利大厦插的旗子不是整条街上最多的，那可不是我的错。你答应过捐两块钱。”
温斯顿找出了两张皱巴巴脏兮兮的钞票，递给了他，帕森斯用没文化的人特有的工工整整的字体，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了一笔。
“顺便说一句，老弟，”他说，“听说我那个小兔崽子昨天用弹弓打了你。为这个我好好教训了他一顿。事实上，我告诉他，他要是下次再敢，我就没收他的弹弓。”
“我想他只是因为不能去看绞刑而有点不高兴，”温斯顿说。
“啊，是啊，没错，这种精神是对的，不是吗？他们俩都是淘气的小兔崽子，但说到态度积极真是没话说！他们脑子里只有小小间谍队，当然还有战争。我的小女儿上星期六跟着队伍去波肯斯戴德郊游，你知道她干了什么吗？她带着另外两个女孩溜出了队伍，花了一个下午跟踪一个奇怪的男人。她们跟了他两个小时，一直穿过了树林，到阿莫斯汉姆的时候，把他交给了巡逻队。”
“她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温斯顿有点吃惊地说。
帕森斯得意洋洋地继续说道：“我女儿肯定他是敌人的特务——比如乘降落伞空降的那种。但这才是关键，老弟。你知道是什么使她一开始就对他起了疑心吗？她发现他穿了一双滑稽的鞋——她说她从没见过有人穿那样的鞋。所以他很可能是外国人。七岁的孩子能想到这个真了不起，是不是？”
“那个人后来怎么样了？”温斯顿说。
“啊，那我当然就不知道了。但我一点也不会奇怪，如果——”帕森斯作了一个瞄准的手势，然后用舌头发出了一声开枪的声音。
“很好。”塞姆心不在焉地说，他的眼睛还盯着纸条，头也没抬。
“我们当然不能麻痹大意。”温斯顿很有责任感地说。
“没错，现在是战争时期。”帕森斯说。
好像为了证实这句话，他们头顶上的电幕传来了一声小号声。然而，这次传来的不是军事捷报，只是富足部的一条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