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几千年来一贯提倡中庸之道的国家里，做人处世，必须符合中庸之道，既要遵循做人的原则，又在具体事务中要有方法的灵活性，要有通权达变的技巧。处世不到位，失之不及；过分求备，则失仁德。因此，凡事总是要留有余地，既坚持原则又讲究方法的灵活。见尔前，虑尔后，秉持中正。因为，在现实社会中，如果一味地坚持原则，大家便会疏远你，提防着你，于是你就会被孤立起来，寸步难行；但是如果同流合污，则必然毁了事业和前程。聪明人处世，崇尚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
人们常常喜欢把两个人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但是，却不知道用什么作为标准进行比较，结果只是以其中一个做标准去评判另一个，以至于判断错误。当子贡问子张和子夏哪一个更好一些的时候，便是不知以什么为标准，如果知道了标准，便不会再说出“子张比子夏好一些”的话了；在说出“子张比子夏好一些”这句话的时候，也含有以子张为标准的意思。这样的比较结果、结论是很难靠得住的，而且很容易偏颇、错误，是我们应该引以为戒的。
无论是进行比较、进行评判，还是做其他的事情，都不能没有固定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我们不能随便立标准，不能以其中任何一方或者别人为标准，而是要以“中”为标准，有了这个标准才知道如何是“过”、如何是“不及”。比如，我们不能问“自卑好还是骄傲好”、“守旧好还是创新好”，因为按照“中”的标准来说，自卑是不及而骄傲则是过，守旧是不及而创新是过。再进一步说，如何是过与不及？当我们确立了中线以后，无论是偏向左还是偏向右，都是不“中”，如果说偏左是过则偏右就是不及，如果偏右是过则偏左就是不及，总之，无论是过还是不及，都是偏离中线的。那么，这个“中”是什么？就是道义、原则——就华夏文化来说就是“道”，就太极图来说就是阴阳中间的分界线和太极图的全部。
精彩典故： 孔子处世中道的智慧
孔子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他3岁丧父，随母亲颜征移居阙里，并受其教。孔子少时家境贫寒，15岁立志于学。他曾做过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管理牛羊的“乘田”。他虚心好学，相传曾问礼于老子，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30岁时，已博学多才，成为当地较有名的一位学者，其思想核心是“仁”。他把“仁”作为行仁的规范和目的，使“仁”和“礼”相互为用。主张统治者对人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从而再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西周盛世，进而实现他一心向往的“大同”理想。
当时，孔子数次为鲁国国君介绍自己的治国思想，都不被接受，于是就带领弟子离开家乡周游列国，另寻施展才能的机会。公元前484年，鲁国季康子听了孔子弟子冉有的劝说，派人请孔子回鲁国。孔子回到鲁国后，虽被尊为“国老”，但仍得不到重用。他也不再求仕，转而集中精力继续从事教育及文献整理工作。
于是，孔子开始收徒讲学。孔子是我国教育史上以私人身份从事讲学活动的第一人，影响深远。
一天，一位鲁国的大夫前来拜访孔子。谈话间，这位大夫问孔子说：“听说先生致力于教书育人，收了许多门徒，他们个个都有过人之处。那么请问先生您的学生颜渊的优点在哪儿呢？”孔子回答道：“颜渊是个有仁爱之心的人，我自叹比不上他。”那人接着又问道：“那子贡有何长处呢？”孔子回答说：“他能言善辩、口若悬河，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我虽为他的老师，但恐怕也不如他的口才好。”那人停了停，又问道：“那您如何评价您的学生子路呢？”孔子回答说：“他勇敢过人，这点我也比不上他。”这时，这个人很疑惑地接着问孔子：“照先生的说法，这三人都在某些方面优于先生，那为何还要跟随先生学习，听从先生的教诲呢？”孔子想了一下回答他说：“是这样的。我不仅有仁爱之心而且也有严厉之时；我在需要辩解的时候会能言善辩，不适宜的场合我会言语钝拙，保持沉默；有时我表现得很勇敢，有时我也表现得很胆怯。当一个人可以灵活处世时，他便能够对世事应付自如。我的三个学生他们各有自己所长，我单方面皆不如他们。但是，他们又不具备我的中庸处世这种为人之道。所以会跟随我学习，听从我的教诲啊！”那人听罢，连连点头称是，佩服孔子的智慧。
当代镜鉴：把握好限度
无论是孔子、老子还是庄子，我国古代的先哲们，无不教导我们，做人要踏实、厚道、谦虚，要走中庸之道，不可狂妄自大。只有把握好做人做事的限度，才会更加丰富自己，更加充实自己，收获自然也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