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不仅勤政为民、刚正不阿、执法公正，而且清正廉洁、以身作则。清朝的官员退位退职退休后是不安排住房的，郑板桥在潍县知县任上，家乡的弟弟就写信给他，要改建家中的老屋。这件事本属正常，但郑板桥却担心这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立即回信劝告其弟暂不改建。他在信中说：“因仕途中人蓄姬妾，置田产，更进而大兴土木，建筑高堂华厦，行道者见之，必窃窃私语曰：郑某一介寒士，侥幸成名，得为百里侯，谁谓狂士作官，要名不要钱，苟不搜割地皮，艳妾华厦自何而来？”他怕群众看到他家修理房屋会跟其他官员大兴土木联系在一起，以为修房的钱一定是贪污受贿而来。其实，群众并不了解实际情况，他们不知道郑板桥为人写字作画的酬劳收入每年有3000两之多，十年加起来已有3万两了。除买地花去1万两，他想将剩下的两万两改建一下故居的房屋，以做告老还乡、颐养天年之用，这钱完全是他劳动所得，丝毫花不着纳税人的银子。但即使这样，他仍怕遭人误解，玷污自己的清名：“犹恐招摇耳目，惹启悠悠众口，以贪名污我。我纵不能只饮民间一杯水，不取民间一文钱，以清廉自矢，然贪赃枉法，则我岂敢！”
除改建房屋外，在置地上郑板桥也表现出高度自觉。当时，为了维持家用和退休后养老，一些官员常常置办一些田产，购置的数量官府并无严格限制。但郑板桥买地却坚决按通例办事，不多占一分一寸。他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中写道：“吾家业地虽有三百亩，总是典产，不可久恃。将来须买田二百亩，予兄弟二人，各得百亩足矣，亦古者一夫受田百亩之义也。若再求多，便是占人产业，莫大罪过。天下无田无业者多矣，我独何人，贪求无厌，穷民将何所措足乎！或曰：世上连阡越陌，数百顷有余者，子将奈何？应之曰：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世道盛则一德遵王，风俗偷则不同为恶，亦板桥之家法也。”跟许多人买地只顾自己不管他人不同，郑板桥首先想到的是那些无地的穷人，认为多买了地就是占了别人的产业，就是莫大的罪过。他的这一信条，既不为别人的贪婪所动摇，也不因世道的盛衰而改变。
郑板桥为官，不光自己清清白白，还特别痛恨别的官员贪污腐败、搞不正之风。每遇贪官污吏敲诈勒索，他便毫不客气地予以“回敬”，并引以为戒。有一次，一个钦差大臣到山东视察工作，在各地捞了不少好处。当他来到潍县时，虽知郑板桥为官清廉，但仍不肯罢休，千方百计地暗示，想从郑板桥那里捞点“外快”。郑板桥也心领神会，待钦差要离开潍县时，便派人给他送去一个大礼盒。钦差见大礼盒沉甸甸的，料定里面一定装了不少白银。待送礼人走后，他兴高采烈地打开礼盒一看，立即傻了眼！原来，礼盒里装的不是银子，而是一些潍县特产大萝卜！里面还附了郑板桥写的一首诗：“东北人参凤阳梨，难及潍县萝卜皮。今日厚礼送钦差，能驱魔道兼顺气。”钦差看了又气又恨，立即想报复郑板桥，但又苦于一时抓不到把柄，只得哑巴吃黄连，把一腔怒气憋在心里，灰溜溜地返回京都。
郑板桥为官则关心民疾，抚民救灾，抑富济贫；持家则安于清贫，不事聚财；做人则不仰高门鼻息，不为斗米折腰。他的廉洁自律虽然受到统治阶级内部的嫉恨、排斥、打击，受到高官贵胄、富绅巨贾之嫉恨，使他最终丢官，但他却深得民心，得到众多百姓的爱戴和颂扬。当他六十一岁那年从潍县知县任上被免职返乡时，无数乡民夹道送行，号哭挽留，不少人送出上百里远。郑板桥也深受感动，挥笔画竹题诗，赠给潍县的父老乡亲：“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真是铁骨铮铮、大义凛然！这是郑板桥对潍县人民的离任交代，也是他光明磊落、清廉淡泊的人生态度的最好诠释。
纵观郑板桥的一生，从“一官归去来”，到“三绝诗书画”，人们可以看出，政治抱负与艺术创造，虽然所需要的素质和评价标准不同，而要将其集于一身，其难度可想而知。当官，有的时候需要洞明人事，而且还须具备运筹帷幄的本领，而对艺术创作则需要一副与世无争“难得糊涂”的“在野”心态，能以民间的活力，作为一块浇灌自己心灵的圣地。郑板桥正因为有“一官归去来”的经历，最后才有“三绝诗书画”的收获，成为清代最具有代表性的文人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