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时代，官民之间有一道天然鸿沟，这是由贫富差距和社会地位不平等造成的。郑板桥也是从民众中来，他从自己的社会经历中感悟到，“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民，而士为四民之末”。把劳动人民提高到社会首位，把读书做官之人放在末等，这已远远超越了儒家思想界限，从而摆正了自己做人、做官的位置，显示了他与其他封建官僚的不同。他到潍县后，处理政务之外，经常深入民间，广泛地走访结交了各阶层的民众朋友，倾听他们的心声，了解城乡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纠纷，既掌握了民众的诉求，加深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也升华了他的思想观点。他在《潍县竹枝词》中写道：“绕郭良田万顷赊，大都归并富豪家。可怜北海穷荒地，半篓盐挑又被拿。”地主兼并土地，盐商仗势欺压盘剥穷人，正是潍县当时穷富不均，造成种种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使他对当一个好官，该做哪些好事，怎样公正公平地审理案件，处理民间纠纷，站在百姓的立场上，改善官民关系，借以抑强扶弱，除恶扬善，伸张正义，增强教化，改善世风民俗，做到了心中有数。他竭尽全力发挥一个七品县令应有的职能和作用。上无负于朝廷，下有惠于百姓，中无愧于良心。这中间所遇到的风险和阻力，他都在所不顾。
老百姓判断地方官吏是否清廉公正，与其审理案件直接有关。郑板桥的断案，在民间有不少传颂故事，而他留下的批案判牍6册所涉及的300余件案例，更是他勤政廉洁，秉公法断，从而“无留牍、无怨民”，“囹圄囚空者数次”的确切实证。在潍县任职七年期间，没留下积案，没有抱怨的民众，好几次监狱中一个罪犯也没有。只此一端，也足为县官之楷模，并可透视他治理潍县社会秩序、民风教化的成效。
这300多件诉讼公堂的案件，多是土地财产、婚姻嫁娶、继嗣承祧、寡妇改适、族亲反目、商贾纠葛等民事纠纷，涉狠斗凶、致伤人命的仅一例。古代以右为上为尊，左则下之。郑板桥在处理这些案件中，基本是“右窭子而左富商”。封建衙门一般都是官官相护，官商勾结，有理无钱的穷苦百姓无法讲理。郑板桥却偏偏对因讼到公堂的穷苦人，格外尊重客气并有意维护其利益；对富商大贾反而冷落不睬，不留情面，有意杀灭他们的气焰；若是为富不仁者，不但当堂羞辱，还要重罚，使公堂成了穷人说理而又扬眉吐气的地方。对不学无术、靠出钱捐纳成为“监生”的富家子弟上堂，他常据案大骂：“‘驮钱驴’，有何陈乞？”“惟不与有钱人作面计”，斥责后还表示不屑与这种有钱人当面谈事。
有一财主状告佃农欠租是霸产，他批道：“或有欠租事情，非霸产也，方得时两人各自新，何苦退地。”不但否定了霸产之罪名，还不准强行退地，只强调“两人各自新”，明显是为佃农着想。有的富户冒充穷人前来告状，事发后，他气愤地批道：“既据地二顷五十亩，尚谓之穷人乎？不准！”寡妇郎氏改嫁，族中有人捏造事由告到公堂。郑板桥查明真相后，据实据理愤然批曰：“郎氏因无嗣改嫁，又有家母主婚，便非苟合。明系不得分彩礼，借词渎控（污蔑控告）。既无干证，又无代书图记，不准。”
支持、维护穷苦人和弱势者（如孤寡妇女，小摊小贩等），替他们把心中的理由讲出来，不准有钱（如地主、富商）有地位（如族长、里正）者以势欺人、强词夺理，强占便宜，保证了执法的公正，维护了社会的公平，赢得了人民的赞誉，促进世风建设和谐有序，这也是郑板桥做官的亮点之一。
从遗留的许多判词中还可看出，不少纠纷案例，是经过了仔细调查了解，反复倾听双方申辩和有关证词，才作出判决的。如有人告张玉滋拐卖其母一案，他接诉后，一连提出了九个疑点，一一查证落实，去伪存真，才使案情真相大白。这当中反映出的是不偏听偏信，不主观武断，严谨精细的断案精神。
有些案件的审理，则注重发挥乡里及群众的作用，如“着该族长约地甲邻秉公确查覆夺”，“着自邀各房长支众以理谕处”，“应自邀集庄众拜议，不必多事”等判词，都表明郑板桥常依靠民间正义，合理解决民事纠纷，从而得到事半功倍、公认合理的效果，进而起到使族亲、乡邻间悉遵公理，减少摩擦，和睦相处的教化作用。郑板桥的判词中体现的严谨、公正、亲民、廉明精神，恰当灵活的断案艺术，应和他的诗、书、画作品一样，都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