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遗憾，在当今世界、甚至在当今的中国——律师、政客、政府和国家总统都是在使用欺骗手段使警察尽职。他们告诉警察：为了社会和国家的利益，他必须忠于职守；对警察而言，那种社会的利益仅意味着他可以按时领到薪水，使家属不致死于饥饿。共和国的律师、政客或总统如此告诫警察，我认为用的诈术。我之所以认为它是一种欺诈，是因为对警察而言，这种国家的利益只意味着每星期15个先令的薪水，意味着他和他的亲属刚刚免于饿死。而对那些律师、政客、官员和总统来说则意味着每年2万英镑的高薪，意味着豪华住宅、电灯、汽车以及其他舒适、侈奢之物，意味着成千上万人的血汗供他们享用。我之所以认为它是一种欺诈，是因为全社会没有形成对廉耻感的公认——这种廉耻感能够使输牌的赌徒付出口袋里的最后一个便士。没有这种廉耻感，财富的转让和占有造成了社会的贫富不均，这就像赌桌上钱的转让一样，没有什么道理可言，也没有什么约束力量。然而，那些律师、政客、官员及总统，虽然侈谈着社会和国家的利益，但他们实际真正依靠的仍然是警察潜意识中的廉耻感。这种廉耻感不仅使警察忠于职守，而且使之尊重他人的财产权并安于每星期15先令的现状。而与此同时，律师、政客、总统们却坐享着每年2万英镑的收入。我说他们欺诈，是因为当他们要求警察应该有廉耻感的同时，自身却公开声称政治无道德可言，并充当了毫无廉耻感的榜样。
诸位一定还记得我曾引用过的卡莱尔的那句名言：“君权对于我们来说，若不是一种神圣的权利，就是一种魔鬼般的罪恶。”在现代社会中，律师、政客、官员和总统之欺诈，便是卡莱尔所说的魔鬼般的罪恶。现代社会公职人员的欺诈和伪善，使得他们一面声称政治无道德可言，一面又在动听地大谈什么社会之安，国家之善。如同卡莱尔所言，“正是这种伪善的耶稣会主义导致了普遍的苦难、兵变、谵妄，无套裤汉暴动的狂热和复活暴政的冷酷。数以千万计人的畜牲般的堕落，以及团体组织的轻薄。”这一切，乃是我们所见到的现代社会的真实写照。一言以蔽之，正是这种欺诈与暴力的结合——耶稣会主义与军国主义的携手，律师与警察的合作，造就了现代社会的无政府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这种践踏道德的暴力和欺诈的结合，使人产生了疯狂，这种疯狂促使无政府主义者向共和国的律师、政客、官员和总统投掷炸弹。
事实上，如果一个社会、一个人丧失了廉耻，政治没有了道德，那么我敢说这个社会最终是无法维持下去的。因为在那样一个社会里，律师、政客、官员、总统靠欺诈的手段指挥警察来维持社会。警察被告知必须为社会而忠于职守。但是警察终将扪心自问：他自己、这个可怜的警察也是社会的一部分——毕竟，他和他的家庭还是社会最重要的一部分。现在如果有什么别的工作比当警察好，或许充当反抗警察的人能够使他挣得更多的钞票，以改善自身和家庭的状况，那么这同样也可以说是为了社会的利益。如此一来，警察早晚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既然政治已全无廉耻与道德可言，既然社会之善就只意味着个人获取更高的薪水，那么还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他为了赚钱而放弃警察的身份，成为一个革命党徒或无政府主义者？一旦警察得出这样的结┞邸—为了更多的收入而应该成为革命党徒或无政府主义者，那么这个社会也就到了毁灭的时候了。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在书中，孔子宣传了他的国教思想，并描述了当时的社会景象——就仿佛像今日世界一般，人们的廉耻丧尽，政治亦无道德可言。
我们现在还是言归正传。我认为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廉耻感，那么它最终是无法维持下去的。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社会生活中，即使是赌博、经商这一类的小事，廉耻感都是如此重要和必不可少，那么对于人类已经建立起来的两个最基本的制度：家庭与国家来说，廉耻感更是何等的重要和不可或缺。众所周知，所有民族的文明史总是始于婚姻制度的确立，在欧洲，教堂宗教使婚姻成了圣事，即成为宗教的、神圣的事物。对这种神圣婚姻的约束是来自教会、来自上帝的权威。但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换句话说，这只是外在的法律约束。对这种神圣婚姻真正的、内在的约束——正如我们在那些没有教堂宗教的国家所见到的那样，是廉耻感和君子之道。孔子说过：“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换言之，在所有的文明国度里，有了廉耻感和君子之道才有了婚姻，有了婚姻制度方才有了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