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当时的DNA鉴定结果是怎样得出的呢？
我们从卷宗中发现，对于这个DNA的鉴定检材的提取，有最少三种以上不同的说法。最终是哪一种说法呢，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由于警方一直没有给出合理解释，卢荣新案中的DNA证据，最终作为非法证据被排除。
随后，卢荣新案的定罪证据只剩下了口供。八份口供中，只有一份是有罪供述。然而，这份口供对应的同步录音录像，却只有画面，没有声音。这样的证据，按照规定，也作为非法证据被排除原判认定卢荣新故意杀人强奸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卢荣新有罪，依法予以改判。
对于45岁的卢荣新来说，这一次蒙受冤屈让他失去了四年自由。“以审判为中心”，让他最终找回了清白，重归无罪之身。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司法系统依法纠正重大冤假错案34件，涉及54名当事人。
而司法改革环环相扣，在不断向纵深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不仅对审判环节提出了要求，更促进了公安执法的规范化。今天，公安机关取证过程必须规范，这样才能在庭审时经得起检验。
2014年7月，浙江乐清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诈骗案件过程中，被告人尹贵当庭翻供，声称自己身上有伤，是受到了刑讯逼供才作出了有罪供述。
对此，主审法官要求办案民警陈晓庆出庭作证，说明情况。
刚开始有一点蒙了，不知所措。侦查破案过程当中，是我们去讯问犯罪嫌疑人。在庭上的话，是我们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反而要被犯罪嫌疑人进行询问。
根据法院审理需要，侦查人员出庭证明结果真实性与过程合法性，这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犯罪嫌疑人身上的伤，是在逃跑过程中被草丛划伤的。
抓捕录像表明，尹贵身上的伤，是在逃跑过程中，抗拒抓捕导致。法庭对尹贵所称遭到刑讯逼供的辩解不予采信。
幸亏还有一个资料。如果没有这个资料，因为我们没法子作出一个正面的解释。
这件事让陈晓庆和同事们认识到执法记录仪的重要性，执法记录仪，对他们的执法行为，既是约束，又是保护。
2016年6月，公安部出台《公安机关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工作规定》，明确了公安民警6类执法现场应全程记录音视频，全国一线民警普遍配备了执法记录仪。
埋藏在这些记录仪摄像头背后的，就是两个字——公开。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司法公开成为了诉讼制度改革中又一个重大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司法系统大力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截止到今年2月，中国裁判文书网访问量突破62亿人次，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裁判文书网。
以公开促公正，有力提升了司法公信力。
围绕“审判”这个中心，锚定诉讼制度的短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完善权力运行和监督制约机制、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诉调对接，一系列改革措施从顶层陆续推向了基层。
法庭，作为最后一道防线上的最后一个关口，正在改革的“破”与“立”中，成为守护公正的一扇铁壁。
2015年3月25日，人们在电视上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十八届中央政治局进行了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中提出，“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司法体制改革成效如何，说一千道一万，要由人民来评判”。
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司法改革“为谁改”和“往哪儿改”，给出的定盘星。
早在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建设法治浙江，他把法治浙江的核心价值追求定位为四个字——“法治为民”，老百姓关心什么，法治就要在哪里落脚。
从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公正司法、造福人民这一价值定位从未改变，一脉相承。
司法便民利民改革，与司法责任制改革、诉讼制度改革一起，构成了新一轮司法改革的“三驾马车”。便民利民，就要毫不含糊、实实在在地对准百姓心中的难点和痛点去改。
立案难，这曾是群众反映强烈的“头号难题”。因为难立案，很多老百姓遇到了矛盾纠纷，最先想到的不是找法，而是上访。
2015年，全国法院同时展开立案登记制改革。改革的要求很重要，也很简单——“有案必立、有诉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