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立和他的三位同事曾经都是汕头中院的法官，但一场员额制改革，改变了他们的职业发展道路。如今，只有林立一个人进入了员额，其他人已经不具有法官的身份。
员额制改革，就是要分类定岗，择优入额。按照中央制定的改革方案，入额法官、检察官不能超过中央政法专项编制的39%。这也意味着一大批法官、检察官在改革后不能入额，必须调整到其它岗位。
一句话——减人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实现法官、检察官队伍的正规化、专业化和职业化。
汕头中院的员额竞争非常激烈，每四个法官中，只有一个能入额。
员额考试过后，40岁的黄晓忠名落孙山，他选择去执行局成为了一名执行员。32岁的曾曼由于年龄原因，审判经验不足，没有资格参加入额考试，她选择做一名法官助理。曾经穿着法袍坐在审判台上，而如今却坐在台下的助理席位上，曾曼用了很长时间，才慢慢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
可能我比较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就是想（以后）做一名法官。我觉得其实不是说员额制之后没有机会了。而是说你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一点。你这个时间段用来积累。只要你能够积累，其实对以后是会有更好的帮助的。
201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上，用五个“过硬”概括了司法人员应具备的素质：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
员额制就是要选出符合这五个“过硬”的司法人员。只有有了过硬的队伍，司法责任制才能落地生根。
员额制改革完成后，林立成为了这支队伍中的一员，责任也落在了他的身上。如今，林立自己独立签发法律文书，不需要再报庭长、院长审批。这样一个签字看上去简单，但落笔之后的责任和压力是他人体会不到的。
落实司法责任制之后，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权力大了，责任也大了。作为员额法官，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更强了。
这件事情做错了、做坏了，你要承担责任，这就是最大的制约。因为他自发地要对自己约束了。因为他知道，我办错了，后面要承担后果的。
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把司法责任制称作“牛鼻子”，是因为它牵一发而动全身。司法责任制落实后，有些地方的司法机关发现，以前困扰多年的难题，随着司法责任制的推进也迎来了排难解困的机遇。
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以公诉人的身份站在法庭之上，对于检察官孙权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出庭支持公诉是他干了十多年的老本行，陌生是因为他曾离开检察官一线工作已经三年。
回到这个业务部门吧，多多少少有点兴奋，这个工作我自己熟悉。
几年前，孙权从一名检察官被提拔成办公室主任，从而离开了办案一线。在吉林检察系统，曾经“官多兵少”。孙权所在的公主岭市检察院在改革前共有78人在职，其中，真正在一线直接办案的只有18人。
机构多了，领导就要多。领导多了以后就在忙开会，忙指导，忙协调，忙应酬。做了很多无效的劳动，真正在一线办案的人相对不足。
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推进，给内设机构改革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办案不需要再进行层层审批，很多机构自然没有了存在的必要。2015年5月，吉林省检察院从以前的34个牌子变成了现在的10个。
改革改掉了冗余的机构，清扫着人浮于事的作风。
哪里有病灶，哪里就是改革下刀子的切口。人情案、金钱案、关系案，这曾是司法机关内部的顽疾，破坏公平正义的“杀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对司法腐败，要零容忍，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实际上那些错误执行者，他也是有一本账的，这个账是记在那儿的。一旦他出事了，这个账全给你拉出来了。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今后拉清单，这都得应验的。不要干这种事情。头上三尺有神明，一定要有敬畏之心。
2015年2月，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通过《关于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这是防止以权力干预司法的“高压线”，也是保障法官、检察官独立运行司法权力的“防火墙”。
当你给他讲清楚，我们是有规定的，中央是有规定的，那么如果你要打这个招呼，我们是要记录在案的。起码我接触的这个层次，没有任何一个要坚持、要继续给你打这个招呼的。
有责先有权，用权必担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