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伊凡诺芙娜伯爵夫人家的开饭时间是七点半钟。吃饭的方式是聂赫留朵夫从未见过的新法子。仆人将菜在桌上摆好，就退出餐厅，吃饭的人就自己动手取菜。男人们不会让女士们过分劳累，他们作为男子汉毅然承担起给女士们和自己分菜斟酒的重任。当吃完一道菜，伯爵夫人就按一按桌上的电铃，听差们就悄无声息地走进来，迅速地将用过的菜碟收走，摆上干净餐具，再端来下一道菜。菜肴很讲究，酒也都是上等的。在灯火通明的大厨房里，一位法籍厨师长正带着两个穿白衣服的助手做菜。吃饭的有六个人：伯爵和伯爵夫人，他们的儿子（一个脸色阴沉、双臂搁在桌上的近卫军军官），聂赫留朵夫，法籍女教师和从乡下来的伯爵家的总管。餐桌上的谈话同样是关于那场决斗。大家正在议论皇上对这事的态度。大家知道皇上为死者的母亲非常难过，大家也都很为她难过。不过大家又知道，皇上虽然很同情这位母亲，但又不愿严办维护军人荣誉的凶手，因此大家也就很体谅这名维护军人荣誉的凶手。只有凯瑟琳·伊凡诺芙娜伯爵夫人敢想敢说，无所顾忌，谴责了凶手。
“他们这样喝酒胡闹，打死一个个好端端的青年，说什么我也不能原谅他们，”她说道。
“你这话我可就不懂了，”伯爵说道。
“我知道，我说的话你总是听不懂，”伯爵夫人转身对聂赫留朵夫说道，“人人都听得懂就是我的丈夫听不懂。我说我很为那位母亲难过，我不愿看到一个人杀了人还心安理得。”
她的儿子本来一直保持沉默，这时却开始为凶手辩护，无礼地反驳他的母亲，认为他身为军官非这样做不可，要不然同事们将声讨他，把他从军团里赶出去。聂赫留朵夫听着谈话，没有加入。他自己当过军官，对小察尔斯基的理由虽然不能认可，但却能够理解。此时他还不由自主地拿杀人的军官同他先前在监狱里见过的一个年轻英俊的犯人进行比较，那个人因在殴斗中误伤人命而被判服苦役。两人都是因喝醉酒而成为杀人犯。那个农民在火头上打死人，就此抛下妻子和家庭，戴上脚镣，剃了阴阳头，去西伯利亚服苦役；而那个军官却坐在禁闭室的一个漂亮房间里，吃着上等的食物，喝着上等的美酒，看看书，而且一两天之内就会获得释放，又可以像原来那样过活，而且甚至因此事而变得更加受人关注。
聂赫留朵夫把心里所想的都说了出来。起初他的姨妈凯瑟琳·伊凡诺芙娜倒还同意他的话，但后来却不做声了。其他的人也都沉默不语。聂赫留朵夫这才发觉他做了一件有些失礼的事。
傍晚，吃过饭以后不久，像准备开会似的，大厅里摆好了几排雕花高背椅自，一张小桌子后面放着一把扶手椅，旁边有一个茶几，桌上放着一瓶水，那是专供讲道的人饮用的。来听外国人基泽维特讲道的人纷纷到来，填满了大厅。
大门外停着许多华贵的轻便马车。在摆着贵重的家具的大厅里，坐着许多身穿绸缎、丝绒和花边衣服的贵妇人，她们头上戴着假发，腰身勒得很细。和她们一起来的是一些男人，有的穿军装，有的穿晚礼服。还有五个普通人：两名男仆、一个小店老板、一个听差和一名马车夫。
基泽维特身体结实，头发花白，说一口英语。一个年轻消瘦、戴着夹鼻眼镜的姑娘又快又好地为他翻译成俄语。
他说我们的罪孽如此深重，为此所要受到的惩罚又如此严厉而且不可避免，因此一面坐等惩罚临头一面生活下去是不可能的。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让我们用一小会时间来想想我们在做些什么吧：我们怎样生活，我们怎样冒犯博爱的上帝，我们怎样致使基督受难；我们不会不明白，我们不可能得到宽恕，不可能有出路，也不可能获得拯救：我们大家都注定了要灭亡。可怕的命运永恒的磨难在等着我们，”他用颤抖的哭音说道，“噢，怎样才能得救呢，兄弟们？怎样从这场可怕的烈火中得救呢？烈火已经包围了房子，没有出路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眼泪真的顺着他的脸颊滚滚而下。近八年来，每当他讲到这个他自己如此喜爱的地方时，他总会感到喉头哽咽，鼻子发酸，眼泪夺眶而出；而这些眼泪也总是使他越发感动。
房间里响起了一片呜咽声。凯瑟琳·伊凡诺芙娜伯爵夫人坐在一张镶花桌面的小桌旁，胳膊搁在桌上，两手抱住脑袋，肥胖的肩膀不住抖动着。那名马车夫惊讶而害怕地瞧着这个德国人，仿佛他正赶着一辆马车，车辕杠眼看就要撞到德国人身上了，而这个外国人却不肯让开。多数人坐的姿势跟凯瑟琳·伊凡诺芙娜一样。沃尔夫的女儿，一个瘦小的穿着时髦的女孩，相貌很像她父亲，双手蒙着脸，跪在地上。
讲道人突然容光焕发，露出就像演员们用来表现欢乐的那种看上去很真的微笑，并开始用甜美、温柔的声音说道：
“可是，现在却有一种得救的方法。它就在我们眼前，那么快乐，那么简单。这种拯救就在上帝的独生子为我们所流的血中，他甘愿为我们受苦受难。他的苦难、他的鲜血拯救了我们。兄弟姊妹们啊！”他又带着哭腔说道，“让我们来感谢上帝吧，他为了替人类赎罪而献出了他的独生子。他的圣血……”
聂赫留朵夫感到非常恶心，就悄悄站起来，皱着眉头，忍住羞臊的咳嗽声，踮起脚尖走出大厅，回自己的房间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