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聂赫留朵夫刚穿好衣服，准备下楼，忽然有一个听差给他送来莫斯科的律师的名片。律师是为私事来的，但假如玛丝洛娃的案子即将在枢密院审理，那他也愿意顺便出庭。聂赫留朵夫发出的电报，正好因为他上了路而错过了。当他从聂赫留朵夫口里了解到玛丝洛娃的案子什么时候开庭，由哪几个枢密官审理时，他微微一笑。
“他们正好是三种类型的枢密官，”他说道，“沃尔夫是典型的彼得堡官僚，斯科沃罗德尼科夫是一位理论法学家，贝则是一位实践法学家，因此在这三人中间他是最有生气的一位，”律师说道，“大部分的希望全在他身上了。那么上诉委员会那边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噢，今天我正要到沃罗比约夫男爵那里去，昨天我没能见到他。”
“您知道沃罗比约夫是怎么当上男爵的吗？”律师说道。他注意到聂赫留朵夫将这个外国爵位和这个纯粹俄国姓氏连起来说时露出的滑稽口吻，“这是保罗皇帝赐给他祖父的，他祖父大概是个皇宫里的听差。他想方设法博得皇上的欢心。所以皇上封他为男爵。‘这是我的旨意，谁也不准违抗。’这样就冒出一个沃罗比约夫男爵来了。他为此还很得意呢。其实他是个讨厌的老滑头。”
“好吧，那我现在就去找他一下，”聂赫留朵夫说道。
“嗯，那正好，我们一块儿走吧。我用车子送您去。”
他们将要出发时，有个听差在前厅迎着聂赫留朵夫走过来，将玛丽爱特写给他的便签交给他。
“为了让您高兴，我不惜违反我的原则，在丈夫面前替您所庇护的人求了情。此人不久即可获释。我丈夫已经写信给了司令官。那么您就专程来看我吧。我期待着您的到访。玛。”
“居然有这种事？”聂赫留朵夫对律师说道，“真是太可怕了！他们把一个女人在单身牢房里关了七个月，原来她却什么罪也没有。而现在也只需要一句话，就可以把她放出来。”
“事情向来如此。好了，不管怎样，至少您成功实现您的愿望。”
“是的，但事情的解决反而使我觉得悲哀。你想想那里究竟在干些什么？为什么把她关起来？”
“算了，这种事还是不要深究的好。那么，我用车子载您一程吧，”律师说道。这时他们已走出大门，来到台阶上。律师所雇的那辆漂亮马车来到门口。“您是要去找沃罗比约夫男爵吗？”
律师告诉车夫去什么地方，两匹骏马便迅速地把聂赫留朵夫送到男爵家门口。男爵正好在家。进门第一间房间里有一个穿制服的青年文官，脖子特别细长，喉结突出，走起路来脚步特别轻。另外还有两位女士。
“请问贵姓？”喉结突出的青年官员异常轻盈优雅地从两位太太那里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问道。
聂赫留朵夫报了自己的姓名。
“男爵讲起过您。请稍等一下！”那个年轻人说道。他是男爵的副官。他从里面一扇门走了进去，从那里领出一位满脸泪痕、身穿丧服的太太。她用瘦削的手指放下随便卷起的面纱，以便遮住她的眼泪。
“请进！”青年官员对聂赫留朵夫说道，迈着很轻的步子走到书房门口，推开门，自己在门口站住。聂赫留朵夫走进书房，看见大写字台后面的扶手椅上坐着一个中等身材的结实男子，留着很短的头发，身上穿着礼服，流露出愉快的表情。
他一见聂赫留朵夫，那张脸就浮出亲切的微笑，鲜红的脸颊与雪白的胡须和头发形成鲜明的对比。
“见到您很高兴，我跟令堂是老相识、老朋友。您小时候我就见过您，后来您当上军官，我又见到过一次。好吧，请坐，您说说，有什么事我能为您效劳……是的，是的，”他一面听着聂赫留朵夫讲费多霞的事，一面摇着他那白发剪得很短的头说，“您继续说吧，继续，我非常理解。这事确实很叫人感动。那么，您已经把诉状交上来了吗？”
“诉状我已经准备好了，”聂赫留朵夫说着从口袋里拿出诉状，“但是我想事先跟您打声招呼，请您对这个案子多多关照。”
“您做得很好。我一定亲自把这个案子向上奏明，”男爵说道，他那张快乐的脸想努力装出怜悯的样子，可是装得一点也不像，“这个案子很动人。显然，她还是个孩子，丈夫先是待她很粗暴，这使她反抗他，可是过了一阵，他们又相亲相爱了。是的，我会去奏明这个案子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说他也会去向皇后求情。”
聂赫留朵夫还没来得及说完这句话，男爵的脸色顿时变了。
“不过，您还是把诉状送到办公室去吧，我会尽力而为的，”他对聂赫留朵夫说道。
这时候，青年官员又走了进来，显然有意卖弄他那种优雅的步态。
“那位太太请求再说几句话。”
“好，请她来吧！唉，老弟，在这儿你会看到多少眼泪啊。要是能把这些眼泪都擦干就好了！每个人都应该尽力为之。”
那位太太走了进来。
“我忘记请求您千万别让他抛弃女儿，因为他已经横了心……”
“我已经告诉过您，我会尽力而为的。”
“男爵，看在上帝份上，您救救我这个做母亲的吧！”
她抓住他的一只手，开始吻它。
“一切都会办好的。”
等那位太太走出去，聂赫留朵夫也起身告辞。
“我们一定尽力而为。我要去司法部说说这事。当我们得到他们的答复时我们就会尽力去办。”
聂赫留朵夫走出房间，又一次走进办公室。像在枢密院办公室里一样，他在这个富丽堂皇的房间里又看到许多优雅的官员，个个整洁干净，彬彬有礼，从服装到谈吐都端庄大方，讲起话来由严肃又清楚。
“这种人到底有多少啊，真是多得不得了！他们看上去吃得是那么好，他们的衬衫和手都那么干净，他们的皮靴都擦得那么亮。是谁为他们提供这种生活的？别说同囚犯比，就是同那些农民比，他们也显得多么优裕呀！”这些想法又不自觉地钻进聂赫留朵夫的脑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