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聂赫留朵夫回想起他和玛丽爱特相视而笑的情景时，他不禁摇了摇头。
“你还没来得及转身，就又陷入这种生活里去了，”他想，内心感到矛盾和怀疑。每当他不得不讨好他不尊敬的人时，总有这样的感觉在压迫他。
为避免走冤枉路，在考虑了下一步该到哪里之后，聂赫留朵夫就动身去枢密院。在那里，他被领进办公室，在那富丽堂皇的大房间里，他看见许多彬彬有礼、十分整洁的官员。
聂赫留朵夫从那些官员那里听说，玛丝洛娃的上诉书已经收到，而且已经发交枢密官沃尔夫审查和呈报。聂赫留朵夫带来的姨父所写的信正好就是写给他的。
“枢密院这个星期要开庭审案，”一个官员说道，“不过玛丝洛娃的案子很有可能不会在这次审理，除非有特殊的要求，在那种情况下也有可能在本周三开庭时审理这个案子。”
聂赫留朵夫在办公室里等着他们查找案卷，枢密院办公室里的谈话全是关于那场决斗的。他听到年轻的卡敏斯基被人打死的详细经过。他在这里才第一次知道这个成为整个彼得堡话题的事件的全部情况。事情是这样的：几个军官在饭店里吃牡蛎，像往常一样喝了许多酒。有个军官讲起卡敏斯基所属的那个军团，说了几句难听的话，卡敏斯基就骂他胡说八道。另一个军官就动手打了卡敏斯基。第二天两人进行决斗，卡敏斯基腹部受了伤，两个小时后就死了。凶手和他的助手们都被捕了，但据说虽然他们被关在禁闭室里，但过两个星期就将释放出来。
聂赫留朵夫从枢密院办公室里出来，坐车去拜访上诉委员会中一个有影响力的成员沃罗比约夫男爵。这位男爵住在一所豪华的皇室官邸里。门卫一本正经地对聂赫留朵夫说，除了会客日之外几乎见不到男爵，今天他在皇上那里，明天还要去送呈报告。聂赫留朵夫把他姨父的信留在门卫那里，又坐上车去拜访枢密官沃尔夫。
聂赫留朵夫进去时，沃尔夫刚吃过午饭，以他惯常的方式吸着雪茄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以帮助消化。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沃尔夫确实是个十分正派的人。他把这种品质看得高于一切，并从这一高度衡量所有其他人。他不能不高度评价这种品质，因为全凭它，他才造就了辉煌的事业，他所渴望的事业，即通过婚姻他获得了一笔财产，每年带给他一万八千卢布的收入，另外他又靠自己的勤奋当上了枢密官。他认为自己不仅是个十分正派的人，而且是一个具有骑士精神的人。他所谓的骑士精神，就是不在私下收受贿赂。至于他向公家报销各种津贴、车船费、差旅费，并相应地以忠实执行政府的指令作为回报，他都不认为这有什么地方不正派。当年他在波兰王国某省任省长时，只因为当地几百名百姓眷恋他们的同胞和世代相传的宗教，他便残酷地迫害这些无辜的人，让他们坐牢或者被流放。然而他非但不以此为耻，反而认为这样做是表现了高尚、勇敢和爱国精神的丰功伟绩。他霸占热爱他的妻子和他弟媳的财产，同样也不以为耻。刚好相反，他还认为这倒是他对家庭事务非常明智的安排。他的家庭包括他那没有个性的妻子和他的弟媳。他霸占了弟媳的财产卖掉她的田产，把钱存在他自己名下。另外他还有个性情温柔怯懦、容貌一般的女儿。这个女儿过着孤独、痛苦的生活。为了排遣这种生活中的愁闷，她近来信奉了福音教派，常常参加阿林和凯瑟琳·伊凡诺芙娜伯爵夫人家的集会。沃尔夫的儿子是个放荡不羁的家伙，十五岁就长了胡子并开始喝酒，过着放纵的生活，直到二十岁那年因为他没有完成学业被他父亲从家里撵了出去。此后他和一些品行不好的人交往，欠下债务，拖累了他的父亲。他父亲有一次帮他还了二百三十卢布的债，后来又有一次还了六百卢布的债，但同时向儿子警告这是最后一次帮他还债，他要是不悔改，就要把他撵出家门，并要同他断绝父子和家庭关系。儿子不但没有悔改，而且又欠下一千卢布的债，甚至大着胆子对父亲说，他在家里本来就觉得难受。于是沃尔夫就向儿子宣布，他要到哪里去都请便，从此他不再认他作儿子了。从那时起，沃尔夫就装作自己没有儿子，家里的人谁也不敢对他提起儿子的事，而沃尔夫却坚定地认为他以最好的方式安排了家庭生活。
聂赫留朵夫被引进书房时，沃尔夫停止了在书房里踱步，并用友好而又带几分嘲弄的微笑同聂赫留朵夫打了个招呼。这种笑容是他不自觉地表示他比大多数人高尚和正直的方式。然后他把聂赫留朵夫带来的信看了一遍。
“请坐！对不起，如果您同意的话，我想继续走走，”他说着将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又开始迈着轻快柔和的步子在这个格调庄重的大书房里沿着对角线来回踱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