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当然比白起、项羽高明得多，他不但是战术学大师，更是战略学巨匠，不但是军事家，更是政治家。他知道借力打人的道理，绝不会逞一时之意气，所以他主张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最大限度地缩小打击的对象，减轻自己速胜战略实施过程中的阻力，具体办法便是善待敌方的俘虏，“卒善而养之”，使得敌人俘虏感激不杀之恩，心甘情愿地改换门庭，为己所用，从而“胜敌而益强”。应该说，孙子这一“善俘”思想是非常了不起的，把握了矛盾转化的精髓，为速战速决战略意图的贯彻扫清了障碍。三国时期诸葛亮采纳参军马谡的“心战”建议，对南中地区叛军首领孟获七擒七纵，终于感化对手，就是对孙子“善俘”、“胜敌而益强”观念的实战诠释。
孙子的速战速决战略思想既然符合进攻作战的一般原理，自然会受到古今中外军事家的青睐，并在战争实践中得到广泛的借鉴和运用。进攻方一般情况下总是追求速战速决、迅捷制胜的效果，即所谓“一决取胜，不可久而用之矣”。秦王嬴政听取李斯等人意见，适时完成军事战略方针的转变，改“蚕食渐取”为“鲸吞急进”，针对关东六国分崩离析、苟延残喘的客观现实，发起大规模的统一战争，马不停蹄，兵不解甲，连续进攻，仅用不到十年的时间，便完成了吞灭六国的伟业。西晋武帝司马炎采纳重臣羊祜、杜预等人的建议，经过长期的准备，毅然决定击灭东吴、统一南北，于是分兵六路从长江上、中、下游同时发起进攻，歼灭吴军主力，仅用不到三个月时间，便兵临石头城下，迫使东吴君主孙皓投降。这同样是速战速决达成战略目的的成功范例。凡此种种，均表明速战速决的指导原则是打开胜利之门的钥匙及赢得战略主动的秘诀。
在西方世界，速战速决的作战原则也被众多军事家奉为圭臬。拿破仑在奥茨特里茨战役中迅速展开兵力，大破俄奥联军，确立对整个欧洲的霸权，这充分反映了他敢于速胜、善于速胜的军事艺术造诣。19世纪上半叶开始，随着军队快速机动性的提高和兵器杀伤力的增强，速战速决的理论更是风靡一时，成为克劳塞维茨、若米尼、毛奇、施里芬、福熙、鲁登道夫等著名军事思想家所热衷的军事理论命题，并在战争实践中予以充分的运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发动“闪击战”横扫整个欧洲大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偷袭珍珠港，都是比较明显的例子。虽然这些战争贩子最终没能逃脱覆灭的命运，但这主要是由于其具有反动的战争性质，并且是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长期奋战的结果，并不能否定其在战争初期实施速战速决方针的正确性。孙子所总结的先发制人、速战速决的作战指导原则，在近现代战争中仍未失去价值。
当然，任何高明的军事思想与作战原则，都存在思维上的盲区，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孙子的速决战思想也不例外。它的局限性在于其观察、分析问题时的片面化、绝对化倾向，缺乏全面辨证、有机统一的思维理性。就“因粮于敌”而言，他未能意识到它与“千里馈粮”的后方供应之间辨证统一、互为弥补的关系，忽略了两者的有机结合。孙子没有辨证地认识到军事行动中速决与持久的内在关系，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防御持久在战争中应有的地位，将速胜与持久的关系机械地对立起来。他认为凡是进攻速胜便是好的，凡是防御持久便是差的。其实，速胜与持久乃是对立的统一。在战役与战斗层次采取速战速决的方针非常必要，然而在战略层次，究竟应采取防御持久还是进攻速胜方针，须由特定的历史条件，特别是敌对双方各种力量的对比来决定。当速则速，宜久则久，不可意气用事，拘泥局囿。否则便是形而上学，画地为牢，到头来必定会遭遇失败。
一般来说，战争中处于弱势的一方，要想战胜强大对手，不能指望速战速决，只能采取积极防御的对策，这时候在战略上同对手持久抗衡就显得十分必要。弱者必须像牛皮糖一样紧紧粘住敌人，拖垮对手，利用时间换取空间，悄悄地完成双方优劣态势的转换，等到时机成熟再果断发起反击，赢得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针对“亡国论”与“速胜论”两种错误观点，提出“持久战”理论，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指明方向，这就是以弱胜强的实战案例，也是对孙子兵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