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战争时间久了很容易使国家陷入多面受敌、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俗话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春秋战国是诸侯林立、列国纷争的动荡时代，如果某一个国家长期从事征战攻伐，暴师在外，导致国内空虚，就会给原先坐山观虎斗的第三国提供可乘之机，最终使得自己陷入多线作战的不利处境，即所谓“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这个时候，即便有十个诸葛亮、一百个刘伯温也无法挽回——“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春秋末期吴国的衰亡，战国中期魏国的没落，都是明显的例子。要想避免“诸侯乘其弊而起”的糟糕局面，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缩短打仗的时间，在别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迅速地结束战争。
为了确保速战速决作战指导思想的实现，军队必须解决战争消耗巨大与后勤补给困难之间的矛盾。为此，孙子提出了“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的军事后勤保障原则。众所周知，后勤保障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孙子对此是有深刻的认识的。所谓“取用于国”，就是主张武器装备由国内提供。所谓“因粮于敌”，就是指在敌国境内就地解决粮饷补给。孙子认为，军粮问题生死攸关，然而假如采取“千里馈粮”的方式来解决补给问题，实在是弊大于利，既造成民穷国困，又导致物价飞涨，会引起“内外骚动”，埋下社会动乱的种子。所以，“千里馈粮”乃是不得已的选择，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因粮于敌”。
打仗在很大程度上是打后勤仗，当年诸葛亮六出祁山却大多无功而返，固然有战略指挥失误的原因，包括重用了马谡，没有采纳魏延提出的从子午谷突袭长安的建议等，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后勤补给无法跟上，只好“粮尽退兵”。所以古代兵家都把搞好军事后勤保障看成克敌制胜的重要前提，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便是这种认识的形象表述。
“民以食为天”，整个军事后勤保障体系中，粮食的补给供应是首要条件。军事后勤是否成功，战争准备是否充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粮食是否供应得上，是吃干饭还是喝稀粥，所以说“用兵制胜，以粮为先”。曹操一把大火烧掉了袁绍存放在乌巢的军粮，袁绍数十万大军顿时不战自溃，袁绍也就彻底玩完了。张巡守睢阳城，一旦粮食吃光，即使杀了自己的小老婆，把肉分给战士吃，依然无济于事，睢阳城还是落入安史叛军手中。可见，断炊绝粮是军队打仗的大忌，克敌制胜必须以有饭吃为前提。
为了解决军队的吃饭问题，孙子提出一个办法：“因粮于敌。”他算了一笔账，千里馈粮成本太高，很不划算。“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艹忌秆一石，当吾二十石。”所以正确的方法是在敌国境内就地解决军粮供应问题，以战养战，维系战争机器的正常运转。
至于“因粮于敌”的具体手段，孙子也非常坦率地提了出来，这就是“重地则掠”、“掠于饶野，三军足食”、“掠乡分众”等等。一个字便是“抢”：抢对方田地上长的庄稼，抢对方牧场上放的牛羊，抢一切可以用来填饱自己肚子的东西。手段很单纯，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对手当自己的“运输大队长”。孙子认为，纵兵大掠，抢得快，抢得好，至少有三层好处：一是缩短了补给线，减少了损耗率，大大节省了本国粮草开销与运输成本，也有效减轻了本国民众的战争负担。二是有力地削弱了敌人的后勤补给能力，从根本上打击了敌人用以支持战争的经济实力，彼消而我长，速战速决有了更大的希望。三是补给更加及时，就地抢粮比远道运送粮草更方便、迅捷，从而有利于掌握战场主动权。
也许有人会觉得孙子公然鼓吹纵兵抢掠不人道，太残暴，但这无疑是按道德家的标准来要求孙子，出发点是好的，可实际上行不通。孙子不是道德君子，而是兵学家。对于孙子来说，成功的标志不是虚无缥缈的仁义道德，而是实实在在的军事胜利。抢掠不合人道，却有助于战争的取胜；仁义合人道，却解决不了战争后勤的实际需要，所以只好“以菩萨的心肠，行霹雳的手段”。
与此同时，孙子对待敌方俘虏的态度却比较宽容。众所周知，打仗中抓获俘虏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如何处置战俘却是统帅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处置得当则可以瓦解敌人抵抗的意志，减少取胜的阻力，反之，则会激化矛盾，遇上更强大的抵抗，使自己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落空。白起在长平之战中蛮性大发，将赵军四十余万俘虏血腥坑杀，自以为可以吓破赵人的肝胆，不费吹灰之力攻陷赵国都城邯郸，结果事与愿违，秦军在邯郸城下遭到赵国军民的殊死抵抗，最后不得不灰溜溜退兵回国。项羽在新安大开杀戒，坑杀秦军降卒二十万人，结果在秦国民众中埋下仇恨的种子，他所分封的三秦王章邯等人在刘邦的进攻面前不堪一击，以致关中战略要地很快落入刘邦之手，奠定日后楚汉战争中的败局。这些都是历史上杀俘戮降导致全局被动、战略失利的典型事例。从这个意义上说，白起、项羽是“名将”，却算不得“明将”，有军事水平却无政治头脑，到头来栽跟斗、身败名裂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