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汉族地主阶级，清统治者采取既限制又拉拢的政策。一方面防止他们居于绝对领导地位，另一方面实行“以汉治汉”，借以扩大清王朝的统治基础，以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在官员设置上，表面上要求“满汉一体”，但实权仍在满人手中。元统治者公开推行“四等制”，实行民族歧视政策，而清统治者则显得高明得多。
清王朝在鸦片战争前把全国划分为十八个行省，另在东北、西北、西南、蒙古等边疆地区，设置特别行政区。地方最高官员是总督和巡抚。一个总督可管省二至三个，一个巡抚仅管一省的民政。督抚之下，各省均设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布政使管一省的民政、财政、人事，有“藩司”或“藩台”之称。按察使管一省的司法、刑狱、风纪，兼管驿传，有“臬司”或“臬台”之称。清朝的地方督抚，多由皇帝委派亲信的满洲贵族充任。州县长官，多由汉官充任。县以下的地方基层组织，按保甲编制，每十户为牌，立一牌头；十牌为甲，设一甲长；十甲为保，设一保长。负责监视、稽查。
清朝的军队编制，分“八旗”和“绿营”两种。八旗制是努尔哈赤在建国时创立的，每三百人编为一牛录，首领为牛录额真（佐领）；五牛录为一甲喇，首领为甲喇额真（参领）；五甲喇为一固山，首领为固山额真（都统），另设左右梅勒额真作为副手。一固山七千五百人就是一旗。开始时只有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后来又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合共八旗。共六万人。八旗成员“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既耕且战，是一种兵农合一的组织。到皇太极时，除满洲八旗外，又增设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入关时约有二十二万人，由中央八旗都统衙门掌握，地方督抚无权征调。其中以满洲八旗为核心，凡要害地区，均由满洲八旗驻防。负责拱卫京师的，称“禁旅八旗”，分驻全国各地的，称“驻防八旗”，并逐渐变为单纯的军事组织。绿营兵主要是入关后收编的明朝降军，人数大约有一百万，由于以绿色旗帜作标志，故称“绿营兵”或“绿旗兵”。由地方督抚统辖，其内部编制为标、协、营、汛四级，他们的地位远不如八旗兵。
在法律制度上，清入关前主要沿用《明律》。入关后，制订《大清律》，主要有五刑、十恶、八议。五刑和十恶与《明律》差不多，八议是满洲贵族用来优惠满人犯法的制度。满人犯法，经所谓“议亲”、“议功”、“议贵”等八议条例减刑、换刑。可见，满人、汉人在法律上是不平等的。
为了加强思想控制，清统治者大力提倡尊孔读经，规定以南宋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科举考试的依据。康熙年间特开设博学鸿词科，给士大夫以更大的优惠。对于一切不利于他们统治的思想言行，采取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凡不利于或被怀疑不利于清统治者的言行，严加禁止，许多知识分子遭到残酷的迫害。
清统治者对汉族采取限制和拉拢的政策，对其他少数民族侧采取怀柔和打击相结合的措施，并采取“以夷制夷”的手段，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有的封建史家美化康熙、乾隆之治，把它描绘成太平盛世，这说明清朝前期的统治政策有其积极的一面。
清代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时期。今天我国所拥有的民族及其分布状况，在清代已经稳定了下来。清代的疆域辽阔，东濒黄海、渤海；南至南海、南沙群岛；西跨葱岭，接中亚细亚；西南至喜玛拉雅山；北抵漠北，与西伯利亚接壤。中央政府对边境地区的直接统治得到了显著的加强。这对于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维护祖国的主权和独立，都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清代能够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国内大一统的局面，是国内各民族长期以来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不断融合的必然结果。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共同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方面缘于元明两个强大的统一王朝，注重和加固中央与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隶属关系，这为清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是因为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巩固祖国的统一作出了很大的努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诸如平定“三藩叛乱”、将台湾收归中央管辖、粉碎噶尔丹汗叛乱、进军西藏并改革西藏的行政体制、对西南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以及相继平定大、小和卓木和张格尔的叛乱等等，这些都为祖国的统一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