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也不想去见他了，可是心里充满了疑惑，他这二十年的生活究竟如阿？看来并未成家，他又是如何突然的病倒？还有，那一个老是被他划来划去的“米”字．又是什么意思？这一切，只得去问他大哥了。巧得很，这天在文艺会堂看电影，碰见了他大哥，点头过后，我便搭上话去：
“去了你家两趟，都没遇见你。”
“原来是你？听老阿姨说了，想不起究竟是谁了。”他颇热情地邀我去小卖部坐坐，就去了，离电影开映还有十多分钟。
“他是怎么搞的，搞得这样惨！”不等坐定，我就问道。
他沉默着，摸出一支烟，点上了。
“他没有成家？”
“没有。”他摇头。
“他在那里，怎么样？”
他吐出一口烟。食指和中指夹烟，就用大拇指和无名指玩弄着火柴盒，慢慢地说：“先是劳动，后来调到一个县文化馆。”他说了那县的名字，从未听见过的。
“什么县？”我追问了一遍。
他又说了一遍，依然是生疏，听着别扭，也不知是如何写的几个字。
“那些年里，回来过吗？”
“回来过一两次，难免消瘦一些，精神却还好。”
“信来得还频繁？”
“信上总是说不错。给他寄过几回炒麦粉，他总说不必寄，就不寄了。现在回想，总觉得对他有愧。后来听人说，青海的生活是异常的艰难。”
“不过，你究竟也难为他做什么。”我安慰他。
“‘四人帮’打倒之后，我为他奔走了，到底成了。改正了，落实政策了，就要回上海了，行李都打好了，电报也发出了。我们去接车，却没有接到，心想大约有别的什么事拦住了，不料刚从车站回到家，就收到他的单位的加急电报，说是病危。我们商量着去青海，不料又来了电报，说已经脱离危险，日内就派专人护送回沪，我们自然就不去了。过后却有些遗憾，也许该去一次，他究竟在什么地方度着什么样的生活，我们不得而知。”
“向送他来的人打听一下没有？”
“送他来的是个小青年，刚分进他们文化馆不过数月，与弟弟本也不熟，只说为人忠厚得很，这却是无须他告诉的。”他奇怪地笑了一下，“随着人来的，还有一个破破烂烂的铺盖卷，一个破皮箱，还有几百块钱，就这些。”
“他一回来就是这样？”
“就这样，似乎更加麻木一些，现在在家里还稍稍好了一些。”
“究竟是什么病？”
“脑溢血，是上车前的晚上，大概是过度兴奋而导致的吧。”
我沉默了。
他也沉默了。
沉默了一会儿，我问：“他老在写着的那个‘米’字是什么意思?”
“我们也觉得奇怪，真是奇怪，什么都忘了，却记得一个没头没脑的‘米’字。我爱人说，会不会是那时的饥荒把他害苦了，死死地记着了一个‘米’。孩子说，大约是一个姓米的姑娘，还翻出‘百家姓’向我们证明，确有这个米姓。我想，或许什么字也不是，就只是一个简单的图案，恐怕他无意识地机械地画熟了。你看，这可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图案，两个十字相交叉。”他用无名指沾了旁边一摊茶迹画给我看。
我心里有点闷，向他讨了一支烟，凑着他的烟点着了，然后就呛了起来。
“或许，真是一个字，那可就真正是刻骨铭心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却有点不忍追究下去了。”他惨淡地笑了一下。
我呛着。
“要了解这一切，最好是去一趟那里。不过，太远了，他在的那县城又偏得很，去的机会怕是不多了。”
“这些年里，我们老同学对他关心是很不够的。”我忏悔地说。
“要说这个，我更是了。这些年里，大家也都是自身难保。说起来，我和他并不是嫡亲，不过同一个母亲。我把他带到上海，也许反害了他。”
我停了一会儿，终于问出了我想了许久却不敢出口的问题：“医生，有没有说过，他能，维持多久？”
“医生说了，说，可以，很久。”他说完便沉默了，掐灭了烟头。
礼堂里铃声响了，我们谁都没有动弹。
他这二十年的遭际终究一无所知，更不知这个不死的“米”代表着什么。只知一整个的他里面，只有这个“米”字勃勃然地活着，幸而有这个“米”活着，他才没有完全死去，尚有一脉呼吸。我不觉想起那老保姆关于生命的一段话，深觉得颇有见底，究竟是活出了年纪。
铃声第二遍响了，我们都听见了，几乎同时地站了起来。
“看电影去吧。”他说。
“看电影去。”我说。
于是，一同走了出去。阳光像水银般的在树叶上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