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
听说老康回来了，住在他哥哥家，说是病得很重。相约着要去看他，可因为忙，因为路远，还因为人多，终也没能凑齐说定时间，所以拖至今日已一个来月，也没去看成。况且，并不见有新鲜的消息传来，渐渐的就有些忘记。
一别二十整年，几乎是小半个人生了。人事匆忙而多有变故，实在没有多少余暇和闲情回顾，猛一回头，就像是弹指间走出了十万八千里。往日的事，想起来虽还清晰，却总归恍若隔世。做梦似的不确实。
和老康同学的时候，才是二十多点岁的年纪，各有一怀海阔天空的雄心壮志。老康的志愿是写一部中国音乐史，这是一个不小也不大的志愿，落实起来却是十分困难。他素有“活资料库”的美名，二年级时已积有一肥皂箱的卡片。他总说中国是修史最早的国家，立志发扬传统。可是光见他苦心经营的收集资料，却迟迟不落笔，不说成书，就是一篇短短的可以在校刊上发表的文章，也不见出来，令人失望。与此同时，早有雄心勃勃者，写出了宏伟的《幸福河大合唱》，获得了第七届国际青年联欢节大合唱一等奖。问他，他便说：“过些时候，过些时候。”直到反右倾中戴上了漏网右派的帽子，发配到了青海，也未见得有一言半语著出来。和他之间，虽没芥蒂，也不算亲密。他向来很少亲密的朋友，因为是个“书蠹”。虽是“书蠹”，倒也不多笑话，并不做出读书读昏了头的蠢事，颇为正常。所以，回想起他，总是淡淡的，并没有多少激动。只是为他早早地变成右派，心中有些惋惜。而他的罪状仅只是那么几句对现实略表不满的言论，比较那三位公然向冼星海提出异议的小集团，又少了一股轰然壮烈的气氛，因此，终留不下强烈的印象。到了后来，更加无辜的人似都遭际了更加悲惨的不幸，因此，那点惋惜也就淡然了。
可毕竟同学过，二十年后的今天，“同学”的意味实际已不仅止是同学，似乎还包括着二十年前美好岁月的回忆，所以，想看他的那心情却是诚实的。
有一天，有事去他哥哥家附近，办完事后，就径直去了。
老康老家原不是上海，家在镇江，是他大哥将他带出来上学。所以每逢周末，他总是上他哥嫂家过礼拜。那时，他大哥在乐团拉小提琴首席，现已退位，有时写些曲子，有时写些文章。开会或观摩，有时能见着，见着就点头，并不陌生，也知他家新近搬了地方。
他家住在一座新造工房的十二层楼上，乘电梯上去，出了电梯左手一拐弯，第一个门就是。门上装有电铃，就按了，没回应，又按了一下，没按完，门悄然开了，一个六十多岁的乡下女人询问地看着我，想来是他家的保姆。她的上海话里有着颇多的苏北口音：
“他们家人都不在。”
“都不在？”我十分失望，要知道，这一趟路不近的很，过来的机会也不甚多。
“只有一个生病人。”她又说。
“我就是要见生病人的。”我赶紧说，感到十分欣慰，究竟没有白来。
“看生病人？”她十分疑惑地看着我，然后才闪开身，让我进去了。
我进了门，是那种新盖的小小的工房，搬进来之前自己重新弄过的，贴了墙布，铺了地板，厕所贴了磁砖和马塞克，装了吊灯，挂了几帧油画，倒也有些豪华起来。我左右张望着走过窄而浅的走廊，朝南房间关着门，朝北的则开着，方桌旁坐了一个人，伏在桌上瞌睡。大约就是老康了。
“老康。”我叫道。
没有回音，他依然瞌睡着。
我又叫了一声。
仍然没有回音，看看又有些不像，便有些狐疑，问头看看，那老保姆已站在身后，双手交迭着压在围裙上，颇有姿态地看着。
“是你东家的兄弟吗？”我问她。
“你认识他吗？”她却问我。
我点头。
她就说：“你喊喊看好了。”说完就走了，厕所传来自来水声。
我又叫，他还是不应。心里十分奇怪而不安，慢慢地绕到他的侧面，却发现他并没有睡着，只是低着头，一手撑着头，一手在桌面上木木地划着什么。可这却是个完全陌生的人，异常的消瘦，从没见过这等消瘦的形容。似乎并不曾有脸孔，只是一盘嵌胱诺亩罟恰⑷Ч恰⑷骨，蒙着一层近乎透明的皮肤，不觉有些寒栗。
“是老康吗？”我问他。
他并不看我，像没听见。手指在桌上划着什么。
我走近去，扶起他的肩膀，让他的脸正对着我的眼睛，他这才看了我，表情漠漠的。
“你认识我吗？”我问他。
他没有表情，脸上没有肌肉可供他表情了，可他确实没有表情。
我放下他的肩膀，他重新伏回到桌上，划着什么。依着那笔划看去，像是一个“米”字的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