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极度不安中用所有的精力准备着与王震同志的会面。记得远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我随红军前方总政治部杨尚昆同志从保安到了定边的绍沟沿，前方的指挥员都集到这里，研究怎样同胡宗南打最后的一仗。我在这里见到肖克，见到陈赓，后来又有一个穿狐皮领子大衣的军人走进窑洞，用湖南腔大声嚷道：“啊！听说来了一个女作家，在哪里呀？”当时，我很惭愧，没有说话。他似乎是在对我说：“欢迎！欢迎！我们这里都是武将，没有文人。我们非常需要作家，是吗？”他又转向别的同志，然后高声笑着，走出去了。别人告诉我，他就是王震。以后大约我们还见过面，点过头。一九四三年，中央党校秧歌队去南泥湾慰问三五九旅，我跟着去了，但是没见到旅长王震同志。全国解放后，他去了新疆。一九五四年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散会时，我挤在人群中，他忽然喊我，笑着说道：“你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读过了，写得很好。”我惊诧了，而且脸红了。我没有想到像他那样的武将，政务繁忙，会有时间读我的小说？而且还那末直率了当来了一个评价。我仓促间不知该怎么回答他，只是感激地对他笑了一笑。这以后我们没见面了。自然，像他这样的红军将领，我很早就听到过许多对于他的赞扬，我自己也是容易崇拜革命家的，王震这个人在我的心目中一向就是有地位有分量的。但现在，我要到他的治下来接受劳动改造，现在要去见他，我将以什么态度，用什么心情，来同我向来崇敬的人谈话呢？自然，我现在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作家了，也不是曾得过他赞许的同志了，现在我成了革命的敌人，我是阶下囚，我将怎样开始我们的谈话呢？我能否继续把他当作一个最能使我敞开胸怀，掏出一颗受折磨的、虔诚的、破碎的心的同志呢?我能在他的面前为自己申辩哪怕只是短短的几句话几个字吗？难道我只能把他也看成是一个神圣的法官，将要在他面前又一次地认罪吗？……我在农垦局的会客室里等了一会儿，后来被领到楼上局长的办公室。局长还没来，有两个像是秘书的人陪我坐着，彼此都不说话，我等着那最紧张，最重要的一刻。
我听到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夹杂着高声的朗笑，我自然地站了起来，没有低头，望着前方，一群人走进了屋。我张眼望去，王震同志正站在我对面，他落了座，也招呼我坐，我就坐下来了。我不知该说什么，也不知该作什么，默默地把眼睛望到远处，是一副漠然的样子。他刚刚在门外还笑来着，现在，他不笑了，静静地，可能是正看着我吧。他用一种什么心情、什么眼色看我呢？我感到他可能用一个负责人的态度在对待我，他这时不会对我个人表示什么感情。我想，他过去并不很了解我，但是一定会听到过许多对于我的这样那样的诽谤，尽管他读过我的一篇小说。在漫长的经历中，他看见过的人，伟大的、渺小的、有功的、有罪的、无功无罪的都太多了。他经历过无数次的战斗，在战场上同敌人肉搏，他爱同志，他对人民对战士都非常热情，但他也处治过人，他是革命将军。我也不是毫无阅历的，也算是会观察人的，不是一点不懂在什么时候最好怎么说、怎么作。可惜我就是不愿说违心的话，作违心的事。一个人起码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我便不声不响，什么也不说，等着他发话。
屋子里静极了，这时，没有旁人说话的地步，大家都看着部长，等他说话。
王震同志自然没有过去那样对我的笑容了，但也不过分严肃。他只说：“思想问题嘛！我以为你下来几年，埋头工作，默默无闻，对你是有好处的。”这几句话我永远记得，而且的确对我很有好处。但这时，我只想：这些话也对，但并没有说到要害，很难怪他呵！王震同志接着说：“我已经叫他们打电话给八五三农场，调陈明来，同你一道去汤原农场。那里在铁道线上，交通方便些，离佳木斯近，住处条件较好些，让他们给你们一栋宿舍。”
我们仍然没有说话，他便又说下去了：“你这个人我看还是很开朗、很不在乎的。过两年摘了帽子，给你条件，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你愿意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这里的天下很大，我们在这里搞共产主义啊!”
他不再说了，可能是在等我。我踌躇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说，想什么都不说，可是我突然说了：“契诃夫只活得四十年，他还当医生，身体也不好，看来他写作的时间是有限的，最多是廿年。我今年五十四岁，再活廿年大约是可以的，现在我就把自己看成是卅岁，以前什么都不算……”说着说着，我发现自己在这时还说这些大话的可笑，便停住了。我看出，大约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扯起契诃夫，他的表情平常、漠然。是的，我们之间还是隔有一座高山，这一点也不怪他，他是个好同志，在这种时候，对我们这种人，肯伸出手来，即便是共产党员也是很少的，是极难得的。他真是一个有魄力、有勇气的同志，我感谢他，将永远感谢他。可是，真正的了解，则谈何容易啊！后来，他每年到垦区视察工作，还对我讲过许多话，给过我许多帮助，这都将在以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