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生之中，特别是在幼年时代，影响我最深的当然要算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爱我，我也爱她。我就到现在虽然有十几年不曾看见过她，不知道她现在是生死存亡，但我在梦里是时常要和她见面的。她的一生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受难的历史。我母亲是杜家场的人。杜家场在嘉定城东南十里，隔着一条大渡河。她是生在贵州黄平州的，她的父亲是黄平州的州官。她的父亲名叫杜琢璋，听说是一位二甲进士，最初分发在云南做过两任县官，后来才升到黄平州的。我母亲是庶出，她的母亲谢氏，大约是云南人罢。
就在生我母亲那一年，计算起来大约七十多年前罢？(不孝之罪通于天，我母亲的年纪实在不记得。)贵州的苗民“造反”，把黄平州攻破了。我们的外祖父因为城池失守便自己殉了节，同时还手刃了一位四岁的四姨。外祖母谢氏和一位六岁的三姨，听说是跳池自尽了。
那时候我的母亲刚好一周岁。抚育我母亲的刘奶妈(好像是云南人)背着我母亲逃难。在路上千辛万苦受了不少的灾难，听说我母亲满了三岁的时候才逃回了四川。在这逃难中的经过，可惜我母亲那时太小了完全没有记忆。刘奶妈呢？不消说已经老早死了。据刘奶妈的口述，我母亲也还零碎的记忆得一些。小时候她对我们讲起，连我们都觉得很光荣，但我现在也印象模糊地不能记忆了。
我母亲就是那样的一个零落了的官家的女儿，所以她一点也没有沾染着甚么习气。她在十五岁的时候也就嫁到我们家里来了。论起阀阅来，我们和杜家当然不能算是门当户对。我们是两个麻布起家的客籍人，一直到我们祖父的一代才出了一个秀才。这和州官大老爷的门第比较起来当然要算是高攀了。不过我母亲是庶出，州官又是死了的州官，死了的老虎不吃人，所以州官的女儿也就可以下嫁到我们家里了。
我们家里在我有记忆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中等地主，虽然土地好像并不那么多，但在那偏僻的乡窝里，也好像很少有再多过我们的。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家里收租，租谷是由佃农们亲自背来的，背来的时候在我们家里有一顿白米饭吃。因为这样的原故，农人在上租的时候，便一家老小都来了。各人在背上多少背负一点，便可以大家吃一顿白米饭。
吃饭用白米，这在我们吃惯了白米饭的人，当然一点也不觉得稀奇。但是我们须要知道，在我们乡里，我想别地方的农民也怕是一样罢，农民的常食是玉蜀黍。换句话说，农民的常食是和地主所养的猪的食料一样。这还是三十多年前的现象，到现在当然是只有更坏的了。
为吃一顿饭，一家人都跑来，在小时候地主儿子的我们总觉得好笑，但我现在实在从心忏悔了。这儿不是很沉痛的一个悲剧吗？自己做出来的东西自己不能吃，乐得吃点别人的残余，自己都觉得是无上的恩惠。这不是很沉痛的一个悲剧吗？
我们家里由两个麻布几时变成了那样的地主，我不十分知道。听说我们的家产是在曾祖父的一代积累起来的，是怎样积累起来的，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同族上有一位刚出五服的族曾祖，他在年青的时候还在我们家里当过“长年”作者原注：长年工人的意思。。他和我们的曾祖当然是从堂兄弟。一位从堂兄弟都还在当“长年”，想来我们的家也不会是怎样光大的。
这位族曾祖他后来的财产比我们还要富裕了。他起家的历史很有趣味，我是听得来的。听说他在我们家里当“长年”的时候，有一次挽粪，挽粪档上有一个木片把他右手的食指刺穿了，就那样他便下了工，他那个食指后来便成了残疾。他下了工之后便改行做生意。生意也并不是甚么好高尚的营业，只是做了一个卖瘟猪肉的小食物的贩子罢了。
我们乡里人的主要营业是以玉蜀黍来酿酒。玉蜀黍的酒糟便成为猪的养料，所以养猪也就是糟房的附带营业。大凡一家糟房总是要养四五十条肥猪的。
猪一多，猪瘟流行的时候那可无法炮制了。乡里人那时候当然没有兽医的知识。在猪瘟流行时，唯一的应付手段便是把猪牵出来“晾”作者原注：放在自由空气里面的意思。，或者在它的蹄上，或者在它的耳上放血，如斯而已。就这样简单的方法，应效的时候很有，但不见效的时候也不能说不多。在猪主人看见无法治好的时候，便趁着猪在未死之前赶快卖给瘟猪肉的贩子——死后当然也卖，但价钱要便宜得很多。因为乡里的习惯，凡是出过血的猪，虽然是瘟猪都还有人吃；假如是死猪，那就很少人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