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当时感到十分的不自在，尽管副经理自然不是在笑他写辩护书，他对这事一点儿也不知道。副经理笑个不停，因为他刚刚听来了一个交易所的笑话。为了让K明白这个笑话，需要画出图来示意。于是，副经理把身子俯到K的写字台上，从K手里拿过铅笔，在K准备草拟辩护书的记事本上画起图来。
今天，K不再觉得有什么丢脸了，这辩护书非写不可。如果他在办公室里找不到时间——这是很可能的——，那就得晚上在家里写。
如果晚上时间还不够，那就请假来写。无论如何也不能半途而废；不仅是做生意，就是干任何别的事情，半途而废是再愚蠢不过了。辩护书无疑意味着一项几乎没有止境的工作。不用说是一个瞻前顾后胆小怕事的人，就是一个意志坚强敢做敢为的人都很容易相信，要写成这份辩护书是不可能的。这倒不是因为有意偷懒或者存心拖延——只有那律师才会玩这种永远也写不完的鬼把戏——，而是他对现有的控告一无所知，更不知道由此会引申出什么样的指控。他必须老老实实地回顾整个一生，一五一十地说清楚自己经历过的哪怕是微不足道的行为和事件，从方方面面去检查一番。说来这事是多么无聊啊!也许他有朝一日退休以后，成了返归童心的老头子时再来做这事倒是挺合适的，那时可以借此来消磨难熬的日子。可是现在，K需要集中全部精力去工作，每时每刻都在十分紧迫的境况中度过。
他还处在蒸蒸日上的时期，已经威胁到了副经理；作为年轻人，他还要享受那短暂的夜晚。而现在，他却要坐下来写这个辩护书!他不禁又思潮起伏，怨天尤人，自怜自叹起来了。他不能再这样漫无边际地思来想去了，该到收场的时候了；他几乎不由自主地把手指伸向按钮，按响了接待室里的电铃。他按铃的时候，看了看表。已经十一点。两个钟头，一大块多么宝贵的时间就这样在胡思乱想中虚晃过去了。他当然比先前更加无精打采。然而，这段时间毕竟也没有完全白白浪费掉，他作出了可能对日后很有价值的决断。办事员送来了各种函件和两位在外面已经等了K好久的先生的名片。他们可都是银行非常重要的客户，按说根本就不应该让他们等那么久。他们为什么要来得这么不是时候呢?而他们似乎又会在关着的门外问，为什么一向兢兢业业的K竟会让自己的私事占去大好的业务时光呢?K厌倦了刚才那浮想联翩的思绪，烦恼地等待着还要履行的业务。他站起身来，准备接待第一个客户。
第一个进来的客户是一个K很熟悉的工厂主。这人身材矮小，性情开朗。他一进门就表示抱歉，打扰了K的重要工作，K也向他道了歉，让他等了这么久。可是，就这道歉的话，他说得是那么的不自然，语气几乎让人听不出诚意来。如果这工厂主不是只顾着考虑自己业务上的事，就一定会有所觉察。工厂主并没有注意K的语气。他急急忙忙地掏出装在各个文件袋里的账目和表格，摊在K的面前，逐条逐项地向K解释，改正了一个他匆匆过目时都不会漏掉的小错，提醒K约摸一年前曾跟他做过一桩类似的生意，顺便还提到，这回另有一家银行愿意做出最大的牺牲来承揽这桩生意。他一气说完以后，便不声不响地期待着K的反应。一开始，K确实十分留心地听着工厂主的陈词，想到有这么一桩重要的生意可做，真也叫他动心，可是没过多久，他就走了神，再也听不进去了。工厂主慷慨激昂地说着，有那么一阵子他还不时地点点头，可到后来索性连头也不点了，只是一边瞪着那俯在文件堆上的光秃秃的脑袋，一边心里自问，他什么时候才能明白他这一席话全都是白费唇舌。工厂主住口不讲了，K一时真以为他之所以停住讲话，是为了给他一个机会，好让他说明他现在不适于谈生意。但是，让他遗憾的是，他发现工厂主那凝神专注的目光显然是随时准备着对付任何反对意见，也意味着这桩生意非继续谈下去不可。于是，K像接到命令似的低下头，开始用铅笔在纸上漫不经心地画来画去，不时地停住笔，凝视着一个数字。工厂主猜度K会提出异议，也许那些数字真的站不住脚，也许它们无关紧要，不管怎么说，工厂主用手掩住那些文件，紧紧地凑到K的近前，重又开始总体描述这桩生意。“这很困难，”K说着撅了撅嘴，显得无所适从地倚靠在椅子扶手上，因为那些文件是他惟一可以当作依据的东西，现在给遮住了。这时，经理办公室的门打开了，K甚至只是稍稍抬起眼看了看，只见副经理那模模糊糊的身影出现在门前，仿佛蒙在一层薄纱里。K无心去考虑副经理的来意，而只是关注着副经理的出现带来了使他十分高兴的直接效应。工厂主立刻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径直朝副经理奔去，而K真巴不得他再快十倍；他惟恐副经理又会消失。他的担心是多余的，两位先生碰了面，握过手，接着一起向K的办公桌这边走过来。工厂主一边抱怨说，这位襄理对谈生意漠然置之，一边指着K；在副经理面前，K又低头去看那些文件。然后，这两个人倚在他的办公桌旁，工厂主现在极力想把副经理争取到手。这时，K仿佛觉得在他的头顶上，这两个他想象得过分高大的男人在拿他做交易。他小心翼翼地向上转动着眼睛，漫不经心地寻思着他们在头顶上干些什么。他从摊在办公桌上的那些文件中随意拿起一份，放在展开的手掌上，慢慢地捧给这两位先生看，自己也随之站起身来。此时此刻，他这么做，并没有任何确切的目的，他只是觉得，为了有朝一日写完这份可以使他彻底得到解脱的艰巨的辩护书，就非得这么做不可。副经理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谈话上，只是草草地瞥了一眼那文件，上面写些什么根本视而不见；凡是襄理认为重要的东西，他都不屑一顾。他从K手里拿过文件说：“谢谢，我已经都知道了，”说着便从容不迫地把文件又放回桌上。K愤愤不平地从一侧凝视着。然而，副经理一点儿也没有察觉，或者说，即使他注意到了，也只是借此来开开心而已；他不时地高声大笑着，一次机智而俏皮的反驳使工厂主陷入了无法掩饰的窘境，但是，他却来了个自我反驳，立刻又使工厂主摆脱了难堪，最后他请工厂主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去谈完这桩生意。“这可不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他对工厂主说，“我完全可以理解。至于襄理先生，”其实他说这话时，也只是对着工厂主，“我相信，如果我们把这桩事接过来，他是求之不得的。这件事需要的是十分冷静的思考。可是，他今天好像应接不暇，有几个人在接待室里已经等他好几个钟头了。”K总算还有足够的克制力，转过脸去不理睬副经理，只是对着工厂主友好而呆滞地微笑了一下。除此而外，他根本不再去理睬，他两手支在办公桌上，身子微向前倾，好像一个站在柜台后的伙计，眼巴巴地看着这两位先生一边继续谈话，一边收拾起桌上的那些文件，最后消失在经理的办公室里。工厂主走到门口时，还转过身来说，他不会就这么走开的，自然还要把商谈的佳音告诉襄理先生；此外，他还另有一点小事要禀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