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是在力图安慰他呢，还是要使他失望?K说不上来。但是，他认定自己找错了辩护人，肯定无疑。当然，律师所说的一切也许都是实情，尽管他想极力置自己于显赫地位的用意显而易见，大概从来还没有办过一件在他看来像K的案子这样重大的案子。然而，他口口声声吹嘘自己跟那些法官有私人交情，倒叫人好生疑窦。难道说他利用这些私人关系肯定都只是为了K的利益吗?律师从来不会忘记说，这些法官都是低一级的法官，也就是说，他们完全处于从属的地位，办案中出现的某些转机很可能会对他们的升迁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许他们在利用律师，有意来制造这种当然永远不会对被告有利的转机吧?也许他们不是办每一件案子都这样做。毫无疑问，这是不大可能的。而在办一些案子时，他们准会给律师一些好处，有劳就有酬，维护律师的职业声誉无疑也符合他们的利益。如果事情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们会怎样插手K的案子呢?按律师的说法，这案子是很棘手的，因而也很重要，一开始就在法院里惹起了很大的注意。他们会做些什么，没有什么好怀疑的了，迹象已经可以看得出来：虽说这案子已经拖了好几个月，可第一份辩护书至今还没有呈上去，而且照律师的说法，一切都刚刚开始。这话当然是拿来迷惑被告的，使他处于无所适从的境地，以便后来不是突然下个判决使他措手不及，就是至少发个布告，说什么预审已经结束，结果对他不利，案子已移交上一级法院审理。
现在到了绝对需要K亲自过问的时候了。在这个冬天的一个上午，K陷入精疲力竭的心境中，听凭千头万绪的念头在脑海里翻腾，这个要亲自过问的信念更加不容推卸地占据了他。往日对这案子的轻视也不复存在了。如果在这世上只有他一个人，他就会无牵无挂地对这案子嗤之以鼻。但是，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可是现在，叔叔把他拖到了律师那儿，家庭的顾虑一起搅和进来了。他的地位已经维系在这案子的进程中，不再完全超脱得了，他自己怀着某种无法解释的自鸣得意劲儿，在熟人面前轻率地提起案子的事，另外一些人不知道从哪里也晓得了这事。他跟毕尔斯泰纳小姐的关系似乎也随着案子而动摇不定，——一言以蔽之，他几乎再也没有选择接受或者拒绝审判的可能了；他身陷其中，就得保卫自己。如果他打不起精神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但是，眼下还没有过分忧虑的必要。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他有能力在银行里奋斗到他今天令人仰慕的职位上，而且在这个职位上左右逢源，赢得公众的认可；他现在只需要把那些能够使他有今天的才干稍稍用在这案子上，毫无疑问，结果一定会如愿以偿。如果要想有所得，首先必须立即摒弃任何自己可能犯有罪过的心理。根本就没有罪过可言。这种诉讼不过是一大交易而已，如同他为了给银行带来好处所做过的交易一样；在这个交易中，隐伏着各种各样的危险，正等待着你一定要去消灭掉，这就是交易的规律。为达此目的，你当然不能有犯罪的心理，而应该尽可能地抓住对自己有好处的考虑。
从这个观点出发，下决心从胡尔德律师手里撤走委托便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越快越好，最好就在今天晚上。按照律师的说法，这样做是闻所未闻的行为，而且很可能要大伤人心。但是，叫K忍无可忍的是，他在这案子中所付出的努力，碰到的也许正是出自于他自己的律师一手制造的障碍。一旦摆脱掉律师，那就得立刻把辩护书递上去，而且尽可能天天去催法官来考虑它。要达此目的，K当然不能像那帮人一样毕恭毕敬地坐在走廊里，把帽子塞在凳子下面，这样做远远不够。不管K本人，还是请那几个女人，或者派别的听差也好，必须天天有人去盯着那些法官，迫着他们坐到自己的桌前去研究K的辩护书，别再透过木栅往走廊里张望。这样的努力一刻也不能松懈，一切都得有组织，有监督，要让法院领教一个懂得维护自己权益的被告。
然而，即使K有勇气去实施这一切，可起草辩护书的事真难住了他。以前，大约在一个星期前，他想到过有一天自己会被逼到起草这样一份辩护书的地步，竟然只能有一种丢脸的感觉。他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这事也会难住人。他还记得，有一天上午，他正在埋头工作，突然把一切事情都推到一边，顺手抓来记事本，试图拟出这样一份辩护书的提纲来，也许拟好后可以提供给这个慢性子的律师用。
但就在这时，经理办公室的门打开了，副经理哈哈大笑着走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