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春天的喧闹，大斋的钟声响个不停，撞击着人们的心。
在我的命名日，作坊里的人送给我一幅小巧精致的阿列克谢圣徒画像，日哈列夫对我说：
“你，一个十三岁的孤儿。虽然我年长你三倍，但也要夸你，因为你敢于直面人生。你做得对，应该永远这样！”
卡别久欣拍拍我的肩，夸我道：
“你的优点就是待任何人都好，就算你有什么过错，别说打，就是骂你也不好意思。”
大家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对我的窘态发出了善意的笑声，我高兴地快要哭了。
然而，这一天，我却和掌柜闹得很不愉快，甚至打了起来。和往常一样，我早早来到铺子里。午饭后，掌柜让我回到作坊把板棚上的雪铲掉，填在地窖里。没想到作坊里的人为我举行了庆贺仪式，我玩得高兴，忘了推开地窖的门，等我想起来，地窖的门已经被雪封住了。雪冻结成了硬块，我使劲用木铲去铲，结果把木铲弄断了。正巧，掌柜来了，他走过来，讥讽我：
“好哇，要你干活，见鬼吧！我要打碎你这笨脑袋……”
说着，他抄起木铲的柄来打我。我躲闪开，气愤地说：
“我又不是你们的清洁工！”
他生气地朝我扔木棍，我就用雪回敬他的脸。他气冲冲地走了。我也回到作坊。作坊里的人都骂掌柜。卡别久欣说：
“这一回你非走不可了！”
我一点儿也不怕。我和掌柜早就闹僵了。他总是想方设法陷害我。他往铺子的地板上扔钱币。我明白，如果我扫地时不小心把钱币扫进了地板缝里，他就会说是我偷了。他还怂恿隔壁铺子里新来的伙计让他教我偷铺子里的《诗篇》那本书。可是，我都没有上他的当，所以他早就视我为眼中钉。我呆在铺子里，也简直是度日如年，难受极了。宗教方面的书籍都看完了，鉴定家们的老生常谈也不能吸引我了。只有彼得·瓦西里伊奇的谈话还能提起我的兴趣。可是，当我对他敞开心扉时，他表面上深有同感地听着，背地里又把我的想法告诉掌柜。掌柜知道后，对我不是冷嘲热讽，就是破口大骂。
我越来越不能忍耐这样的生活。我把我在铺子里所见到的那些滑稽、可笑和丑恶的现象表演给作坊里的人们看。他们被我逗得哈哈大笑。表演完之后，我如释重负，心里轻松多了。可是，很快我又被周围丑恶的生活搅得心烦意乱，难以忍受。日哈列夫和西塔诺夫都关切地问我是怎么了，我无言以对。
我本来就情绪低落，春天的到来更撩得人心乱。于是我决定回轮船上去工作，等船到阿斯特拉罕，我就去波斯。
复活节的那一周，我准备逃走。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我到奥卡河边散步，遇见了从前的主人——外祖母的外甥。他听说我打算去波斯，郑重地说：
“得了吧，见波斯的鬼！老弟，我理解你，在你这个年纪，我也想闯荡世界……”
我喜欢他的率直。
然后，他邀请我跟着他一起干。他在市场上承包了四万卢布的工程，想让我去做监工，负责收管材料，每月给我五卢布，外加每天五戈比的饭钱，而且可以不用和他家里的女人们打交道。
回到作坊，我说要走，大家都露出惋惜之情。日哈列夫想用二十戈比买下那本莱蒙托夫的诗集，我舍不得，没有收下他的钱，但他最终还是没把书还给我。
我上楼去和老板娘告别。她醉醺醺地说：
“再见，上帝保佑你，你不是一个好孩子，太任性！但我没看出，你有什么不好，但大家都说你不讨人喜欢！”
说着，她突然眼泪汪汪地哭了：
“要是我那死去的丈夫还活着，他会打你骂你，但决不会让你走的。现在不同了，稍有不对就叫人滚。唉，孩子，你上哪儿去呢？怎么生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