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B类词的意义非常隐晦，没有精通这种语言的人几乎看不懂。例如，《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中有这样一句典型的句子：“老思想者非腹感英社”。如果用旧话以最简短的形式翻译过来，它的意思是：“那些思想在革命以前形成的人无法充分地从感情上理解英国社会主义的原则。”但是这个翻译还不够充分。首先，想要充分理解上面引用的那句新话句子的含义，你必须清楚“英社”指的是什么。此外，只有彻底扎根于英社的人才能充分体会“腹感”这个词的力度，其中隐含着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一种盲目的热情的接受；“老思想”也是如此，这个词总是与邪恶和堕落牢牢地联系在一起。某些新话的词——如“老思想”——的特殊功能与其说是表达意义，还不如说是消灭意义。这些词必然为数很少，它们的意义不断扩展，直到每个词都包含了一整套意义，当这些意义被一个综合的词概括时，这些意义也被抹去，继而遗忘了。新话词典的编纂者面临的最大困难不是创造新词，而是一旦创造出这些词以后，如何确定它们的含义：也就是说，如何确定哪些词将因为它们的存在而取消。
正如我们在讨论free这个词时见到的那样，一些曾经具有异端含义的词出于方便起见还会保留，但是它们带有的那些不妥当的意义必须清除。而无数其他的词将不再存在，比如“荣誉”、“正义”、“道德”、“国际主义”、“民主”、“科学”和“宗教”。几个通用的词已经把它们概括了，同时也将它们都作废了。例如，所有与自由和平等有关的词都被概括为“思想犯罪”，而所有与客观和理性有关的词都被概括为“老思想”。进一步的确切是危险的。党员应当具有与古代希伯来人相似的世界观，古代希伯来人不明就里地认为其他所有国家崇拜的都是“假神”。他们不需要知道那些神是叫太阳神、奥西里斯、摩洛神、阿什托雷斯16还是什么别的名字，也许知道得越少越容易保持思想的正统。他们知道耶和华和耶和华的戒律，因此，拥有别的名字和特征的神都是假神。同样，党员知道什么是正当的行为，也知道有哪些出轨的可能，但是对后者的了解极为含糊笼统。例如，性生活完全由两个新话的词来调节：“性犯罪”，也就是不道德的性行为，和“好性”，也就是贞洁。“性犯罪”涵盖了所有性方面的不端行为。包括私通、通奸、同性恋，以及其他变态行为，此外，也包括夫妻之间正常的为了取得快感而进行的性交。没有必要将这些行为一一列举出来，因为它们都是有罪的，而且原则上可以判死罪。在C类科技词汇中，也许有必要给某些性畸变特定的名称，但是普通人不需要那些词。他知道“好性”指的是什么——也就是夫妻之间为了生育而进行的正常的性行为，女方没有任何生理快感，其余都是“性犯罪”。在新话中，不太可能进一步考虑异端思想，除了知道那是一个异端，进一步思考所需要的词汇根本不存在。
没有一个B类词在意识形态上是中立的。有很多委婉语。比如“快乐营”，其实是劳改营，或者“和部”，也就是和平部，其实是战争部，这些词的实际意义几乎与表面意义完全相反。然而，有些词却表现出了对大洋国社会实质的坦率的理解和鄙视。有一个词叫“无产者食料”，指的是党向大众提供的垃圾娱乐和虚假新闻。还有一些词模棱两可，用在党的身上是褒义词，用在敌人身上是贬义词。此外，还有很多词表面上看来只是缩写形式，它们的意识形态色彩不是来自意义，而是来自结构。
只要有可能，一切具有或者可能具有任何政治意义的词都属于B类词。每一个组织、团体、学说、国家、机构或者公共建筑的名称都无一例外地缩减到相似的形式，也就是，一个既保留原有词根又便于发音的音节最少的单词。例如，在真理部，温斯顿工作的记录处称为“记处”，小说处称为“说处”，电视处称为“电处”等等。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节省时间。早在二十世纪初，缩略词和短语已经成为政治话语的一大特征；人们注意到，使用缩略语的趋势在极权主义国家和组织中最为明显。这样的例子有：“纳粹”、“盖世太保”、“共产国际”、“洲际报业”、“鼓动宣传”。最初这种做法只是本能地被采用，但是新话有意识地使用它。人们感到在使用缩略词时，由于大多数原来附着在这个词上的联想被砍掉了，词意受到了限制而且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比如，“国际共产主义者联合会”这个名称让人想起一幅全世界人民亲如兄弟的画面，画面上有红旗、街垒、卡尔·马克思和巴黎公社。而“共产国际”这个词却只是让人想起一个严密的组织和一套严谨的学说。它所指的东西几乎像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一样容易识别，而且用途有限。说起“共产国际”这个词几乎可以不经过大脑，而说起“国际共产主义者联合会”这个短语，人们至少要迟疑片刻。同样，“真部”这个词引起的联想比“真理部”少，也更容易控制。这不仅解释了人们为什么习惯性地尽量使用缩略语，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简化每一个词的发音会受到如此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