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允是北魏时期的大臣，官至中书令，曾先后辅佐五位帝王（太武帝、景穆帝、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声名显赫，位高权重。但他从不恃权自重，贪赃枉法，倒是以清贫自守，为官清正廉洁，非常受人尊重。
1、关注民生，为民请愿
东晋时期，北方五个主要的少数民族匈奴、氐、鲜卑、羌、羯等族纷纷起而反抗晋朝，整个北方陷入战乱，他们在我国北部及蜀地建立的政权有十六个，故史称“五胡十六国”。北魏消灭北凉，入主中原后，统一北方，结束了十六国长期混战的局面，但战争创伤严重，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到了极大破坏。北魏太武帝基于本民族鲜卑族的传统观念，仍然大量禁封良田以供狩猎放牧。史书上记载：当时“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如此一来，当地百姓虽然免遭了战乱之苦，但仍无休养生息之地，不得不继续四处逃难。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在太武帝时代被征召的汉族官员高允心急如焚。
有一天，太武帝问高允：“在国家日常纷繁的政务中，你认为首先应当抓什么？”高允详细道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反复建议废除田禁，允许耕作，让百姓重返家园，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他说：“我从小卑贱，只知道农家琐事，请让我谈谈农业方面的事。古人说：‘方圆一里就能垦田370亩，100里就是37000顷。如果勤奋耕种，每亩可增产3斗，相反就要减产3斗。方圆百里增产或减产的比率，计为222万斛，何况天地非常广大。如果官府和人民都有粮食储备，就是遇到灾年，也用不着担心了。”太武帝深以为然，遂下令“废除禁田，悉以抚民”，把良田全都归还给百姓耕种，使北魏的农业生产很快地发展了起来。不久，高允又发现王室婚丧、嫁娶奢侈浪费，上行下效，给百姓带来沉重负担。同时，太子也听信小人之言，营立私田，畜养鸡犬，甚至让人拿到集市上去卖。在他的影响下，王公大臣也都变着花样与民争利，使百姓深受其害。于是，他又多次进谏，力主“简婚嫁，薄丧葬”；将太子“所在园田，分给贫下，畜产贱卖”，不再与民争利。
鉴于文成帝大起宫室，高允也进谏劝阻。他说：“太祖开始兴建城池宫殿时，考虑到不误农时，施工一律用农闲时节。况且，我们建国的时间已很久，现有的宫殿足够使用。退一步说，即使要扩建宫室殿阁，也应逐步实施，而不能仓促行事。照现在的建筑规模，初步核算，共需征调民夫差役两万人，而需供应饮食的老弱妇女，又得增加一倍。规模大，要求严，预计半年才能竣工。一个农夫不下田耕种，就会有人挨饿，何况竟然动用六万多人，劳力和费用，实在难以计算！这是陛下最应留心的事情。”文成帝认为高允所言甚是，接受了他的进谏。高允好直言进谏，朝廷有什么处理不当的事情，高允总是恳求皇帝召见。文成帝也常常屏退左右侍从，单独接见并与之面谈。有时从早晨一直谈到黄昏，或者一连数日不出宫。高允有时动情激论，言辞切中时弊，文成帝虽有些生气，却深知高允的直节劲气和激谏无忌的良苦用心，依然信任无疑，礼遇而善待之。当时有人上书，措辞激烈地抨击朝政，文成帝看后说：“君主有了过失，臣僚不肯当面直言进谏，反而上书公开指责，这无非是想借张扬君主的过失来显示他们的正直，这难道是忠臣所应做的吗？像高允那样公而忘私的人，才是真正的忠臣。我有过错，他总是惴惴不安地当面批评，有些言辞甚至直触痛处，使我难以忍受，但高允始终无所避讳。我也因耳旁警钟长鸣，而知道了自己的过错，并有所改正。”高允的谏言几乎全都被皇帝采纳，使百姓从中受益很多。
2、生死荣辱，置之度外
在个人仕途发展上，高允看得很淡。最初和高允同时被征召的游雅等人，均官运亨通并且封侯，高允的部下前后有百余人曾官至刺史，而高允一直做了二十七年郎官没有提升，但是他从不计较，也不厚颜伸手要官要钱。高允为官，执义守法，气节正直，操守刚劲，犯颜直谏，曾救护了许多人才。尤其是处理编修《国记》案，深受时人敬仰。
太武帝时，高允奉诏与司徒崔浩等同修《国记》。因崔浩公务繁忙，具体著述事宜，实际上是由高允主持的。高允对于鲜卑族有许多不合中原礼教（尚未进步、落后于中原的行为）之处，却并未掩饰美化，而是据实而写。《国记》修成后，崔浩将它刻石立于魏都平城的郊外大道上，公布于众。结果，有些章节被人认为是“直书国恶，不为尊者讳”。这大大触怒了鲜卑贵族，他们上奏太武帝，太武帝十分恼火，当即定为“暴扬国恶”之罪，下旨将有关人员处死、灭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