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约定开会时间的头一天，我将演讲词背熟了，并且背得一字不差。整个晚上我的脑子里翻来覆去都在背诵演讲词。第二天早晨，我又全忘了。每背一个字我都要顿一下，我以为自己已经在会议席上了，因此心绪混乱、结结巴巴、惊慌失措。到最后，临出发前，我一点勇气都没有了，就呆在家里。我决定给教务会议写一封信，匆忙给出我不参加了会议的原因，并将其归为我的身体欠佳，考虑到我的身体状况，我也确实不大可能坚持开完会。
那个牧师被我的信弄得左右为难，就将我这事推迟到下次会议。同时，他和他的党羽处心积虑地想诱惑老教友中的那些不照他意志而凭良心办事的人们——他们的观点和这位牧师以及宗教界并不相同。不管他从酒窖里得出的论述对这类人来说是多么的强大，但除了已经投靠他的两三个教友外，他不可能将其他所有人都用迷魂汤给灌倒。那位国王的官员和皮利上校，在这件事情中颇为活跃，使得其他教友都恪守职责。当蒙莫朗打算开除我的教籍的时候，教务会议用多数票断然否决了他。他被逼无奈，就只有伙同他的同事和其他一些人煽动民众，公开来反对我。他做得那么成功，尽管国王三令五申多次下诏，我最后还是不得不离开这儿，以免那位国王的官员因为要保护我而冒被暗杀的危险。
对这整件事情的印象，我回想起来还是很模糊，以至于我根本无法将记起的事情有序排列并连缀起来。我只能按照它们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样子把它们记录下来，显得零散而又孤立。我记得我跟宗教界举行过一次谈判，蒙莫朗是调解人。他装腔作势地说，人们害怕我的写作会扰乱当地的安静，并且我应该为此而承担责任。他让我明白只要我愿意放下手中的笔，过去的一切都可以一笔勾销。本来我就打定主意放弃写作了，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向宗教界许下了这个诺言，但条件是，我只是不写与宗教相关的问题而已。在要求我作了一些改动以后，蒙莫朗要我立据为证，一式两份。但是我的条件被宗教界拒绝了。我就找他索回字据，他归还了其中一份给我，另一份自己留着，却装作是弄丢了。从这以后，当地人受到牧师们的公开怂恿，嘲笑蔑视国王的诏书和邦议会的命令，变得完全无法控制了。我在宗教讲坛上被称作反基督教的人，在当地被当作狼精一样被人驱赶。我的亚美尼亚服装已经足以让人们认出我来：我感到这样太不方便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换下它又显得我太懦弱了。我下不了决心更换着装，就仍旧穿着我的长袍、戴着毛帽子在乡间安静地散步，追逐我的是暴民的抗议和叫骂，有时候他们还用石头砸我。有几次，我从他们屋前走过，我听到屋里有人说：“把我的枪拿来，让我给他一枪。”我并没有加快脚步，这就让他们更加愤怒了。但是他们只限于威胁威胁而已，至少是不会使用枪支的。
然而，在这场骚乱的全过程中，还是有两件值得我高兴的事情，这两件事给了我真正的快乐。第一件事情是通过元帅勋爵，我受到了让我感恩戴德的对待。讷沙泰尔所有正派的人们都为我受到的虐待和那拨人对我的陷害而义愤填膺。他们对牧师们非常憎恶，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是受了别人的教唆，只是幕后指使者的工具而已。他们开始害怕，我的这件事情成为一个先例，会导致名副其实的宗教裁判制度的建立。当地的官员们，尤其是在狄维尔诺瓦先生之后继任检察长的默龙先生，尽他们的所能来保护我。皮利上校，尽管只是一个平民，为我做得甚至更多，而且更为成功。就是他想办法让老教友恪尽职守，让蒙莫朗在教务会议上栽了跟头。因为皮利上校在当地颇有声望，他就充分利用他的声望设法阻止暴乱的发生。但是他只能利用法律、正义和公理的威力来反抗金钱和美酒的势力。情况对他极为不利，在这个方面蒙莫朗占了上风。然而，我对他的热忱和努力还是心怀感激，我非常渴望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他做点什么，多少给他一点儿报答。我知道他非常希望成为一名邦议员，但是因为在珀蒂皮埃尔牧师的事情上他得罪了宫廷，国王和总督都不怎么喜欢他和看重他。然而，为了皮利上校，我还是斗胆给元帅勋爵写了一封信，我甚至提到了他渴望的那个议员之职。我的努力是如此的成功，简直出乎我的意料，国王很快就授予了他议员的资格。这就是命运，在同一时刻，我可能高高在上，也可能对命运俯首称臣，它继续拨弄着我，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当人们败坏我的名声的时候，我让皮利上校当上了邦议员。
另一件让我大为高兴的事情，是韦尔德兰夫人和她的女儿来看望我。她带女儿去布尔朋矿泉疗养了，疗养完她们特地到莫蒂埃来，和我一起待了两三天。她对我的不断关注和不辞劳苦，终于使我克服了长期以来对她的反感。我的心被她的柔情征服了，我充分回报了她长久以来对我表示的真诚友谊。这次来访深深地感动了我，尤其是在处于那种境况的时候，我非常需要友谊的安慰，以鼓舞我的勇气。我害怕她会感觉到人们对我的侮辱。我本应该避免让她看到我受辱的这些场景的，以免让她难过，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尽管在我们散步期间，她的出现使那些刁民们有所收敛，但她还是足以判断她不在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实际上，就在她住在我家期间，夜里我开始在自己屋里遭到袭击了。一天早晨，韦尔德兰夫人的侍女发现窗台前落满了头天晚上扔过来的石头。一个大而笨重的椅子，本来是牢牢地安在我家门前的街边的，被拆了下来，搬过来靠在了我家门上。如果不是被发现了，早晨第一个开门出去的人，肯定会被砸倒在地的。韦尔德兰夫人知道所有这些事情，因为除了她自己耳闻目睹之外，她的一个近侍在村里人缘很好，跟很多人都搭讪，甚至有人看到她和蒙莫朗谈话。但是，她好像对我的遭遇毫不理会，从来不提蒙莫朗或别的什么人。我有时候谈到对蒙莫朗的看法，她也只是简短地回答几句。她似乎深信只有英国是最适合我待的地方。她频繁地谈到当时身在巴黎的休谟，谈休谟盼望和我做朋友，希望我到英国以后能够为我效劳。现在是该谈谈休谟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