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弥儿》上市销售之前，我也送了一本给马达斯先生，他把它借给了斯特拉斯堡总督的父亲、参议员布莱尔先生。布莱尔先生在圣格拉田有座乡间别墅。马达斯先生和他是老相识，有时间的时候就去看他。马达斯先生使得他在该书出版之前就读到了它。布莱尔一把这本书还给他，就对此书作了如下评价：“马达斯先生，这是一部非常好的书；但是不久人们谈到这部书就会众说纷纭，超出作者的预期。”当天马达斯先生就把这番话转述给我听了，听闻此言，我只是笑笑，在他身上我只看到一个官员的自高自大，他总是把所有事情都弄得神神秘秘的。种种劳心劳神的传言相继传到我的耳朵里来，但是只有布莱尔先生说的这番话使我印象深刻，我远远没有料到即将降临到我头上的灾难，还以为我的书文笔优美、对他人也颇有助益，相信我在各个方面都中规中矩，就像我认为的那样，卢森堡夫人支持我，主管部门也对我厚爱有加，我庆幸自己能够痛下决心——在功成名就的时候，在击败了所有嫉妒我的人的时候激流勇退、选择退隐。
说到这部书的出版，只有一件事情使我担心，这不是出于我自己的人生安全考虑，而是出于使我的良心得到安宁的一种愿望。在退隐庐和蒙莫朗西，就在我的居所附近，令人义愤填膺的是，我看到，出于维护王公们享乐的需要，农民们饱受着忧虑的折磨。他们迫于无奈，只好听任王爷们狩猎给他们土地造成的损害，他们不敢采用其他方式来自卫，只得在夜间在他们的大豆和豌豆田里，敲着铁锅、捶着鼓、摇着铃，制造出各种声音，不让野猪靠近他们的田地。我亲眼目睹了夏洛伊瓦伯爵是如何野蛮苛刻地对待这些农民的，我便在《爱弥儿》的结尾处把他的暴行予以了抨击，为农民们说了几句公道话。这又违背了我为人处世的原则，并使我为此而遭到了报复。我听说孔蒂亲王先生的随从在亲王的封地上，对农民也非常残暴。我对亲王先生怀着深深的尊敬和感激，我很担心，害怕这位亲王把我出于具有反叛性质的人道主义而对他叔父所作的评论，揽到他自己身上去，从而迁怒于我。然而，因为我的良心告诉我我的做法是完全有道理的，我的心里便平静了下来，我的做法是对的。至少，我从未听说这位尊贵的亲王对书中这一段落有哪怕一丁点儿的注意，其实我是在有幸认识亲王先生很久以前就写下了这个段落的。
在我的书出版之前的几天，或者是出版后的几天——具体时间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另外一部题材相同的作品出版了，除了摘要中多了几句老生常谈的话之外，全部是抄自我的作品的第一卷。这本书上署的是一个日内瓦人的名字，叫做巴勒克赛尔；而且从标题来看，该书曾经获得哈莱姆学院的奖励。我很清楚，这个学院和这个奖项是新近才炮制出来的，不过是为了混淆公众视听，掩盖其剽窃他人原创的卑劣行径。但是我也看出这件事情已经预谋很久了，然而我也完全搞不清楚，我的手稿是怎么传出去的，如果手稿没有外传，剽窃就不可能发生；我不明白他们炮制出这个奖项来的目的何在，既然炮制出来了，总得有点根据才说得通。事隔多年以后，我才参透其中的奥妙之所在，因为狄维尔诺瓦说漏了嘴，我从他的言谈之间听出了弦外之音，对事情的原委有了一点了解，知道了巴勒克赛尔先生究竟是谁炮制出来的了。
暴风雨前沉闷的雷声在耳边渐渐响起。目光敏锐一点的人都会很清楚地看到，关于我的书和我本人，正在酝酿着一场马上就要露出真相的阴谋。至于我，仍然自我感觉良好，愚蠢到了极点，以至于完全不清楚自己就要倒霉了，而且即便是在感受到霉运的恶果之后，我还是不知道其原因何在。我的对手何其聪明，他们到处散布这个观点：在打击耶稣会教士的同时，不能对攻击宗教的书刊和作者持偏袒的态度。人们谴责我在《爱弥儿》这本书上署了我的名字，仿佛我没有在所有其他作品上署名似的，可当时他们什么也没有说呀。人们似乎很害怕由于情势所迫、势在必行而不得不采取一些行动，而我的不谨慎又给了他们以可乘之机。我听了这些传言，却一点也没有感到不自在。我根本想不到在整个事件当中我会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自己完全无可厚非，我的靠山很有权势，而且我在各个方面都中规中矩，我也不害怕卢森堡夫人因为一个完全由她造成的错误而使我陷入尴尬的境地，如果她的确犯有这样的错误的话。但是，据我所知，在遇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按惯例，通常的处理结果是对书商毫不留情，而对作者则是手下留情。我为可怜的迪舍纳先生感到不安，如果马勒赛尔卜先生丢下他不管的话。
我依旧平心静气地过着。谣言有增无减，但是不久就改头换面了。普通民众，尤其是议院，被我的处变不惊惹恼了。几天以后，群情激愤的情形越来越可怕了；威胁改变了目标，矛头直指我而来。议院们公开地说，焚书根本不管用，必须把作者和书一起烧掉才行。至于书商，人们一个字都没有提到。这些观点表述与其说是出自于一个参议员之口，不如说更像一个果阿的宗教判官的话。当这些话第一次传到我的耳朵里时，我深信这些是霍尔巴赫那一撮人蓄意炮制出来吓唬我的，想把我逐出这个国家。我嘲笑他们的这种孩子气的小把戏，并且对自己说，如果他们知道事实真相的话，可能就会想出别的方法来吓唬我。然而，流言最终越传越厉害，很明显，事情不止轻描淡写这么简单。卢森堡夫妇比往年提早了一点来到蒙莫朗西暂住，他们六月初就来了。我很少听人提起过我的新书，尽管它们在巴黎闹得满城风雨；在和我谈话的时候，卢森堡也夫妇对此事只字未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