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退隐庐居住期间，以及到蒙莫朗西住下来以后，就在附近结识了好些和我很投合、但又不让我感到有任何义务羁绊的人。这些人中首先要提及的就是年轻的洛瓦索·德·莫勒翁，他当时刚刚做律师，但是不知道他会干到什么程度。我却没有他那样的疑问，并向他描绘了他的职业蓝图，认为他一定会在现在的职位上大展宏图。我向他预言，如果他严格而又仔细地选择所办案件、坚持捍卫正义和美德，他的天才将会因这些崇高的情感而得到提升，使他可以和最伟大的演说家平分秋色。他听取了我的建议，并且已经体会了我这一建议的助益。他为波尔特先生所作的辩护词简直堪与德摩斯梯尼相媲美。他已经养成每年到离退隐庐四分之一法里的圣伯利斯村度假的习惯。该村位于莫勒翁封地，是属于他母亲的，这就是那伟大的博叙埃曾经生活的地方。这片封地上英才辈出，使它难以维持自己既有的高贵。
就在这个村子里，我还认识了另一个朋友盖兰，他是一个书商，机智聪明、学识渊博、性格温和，是他所在行业的佼佼者。通过他的关系，我又认识了让·内奥姆。他是阿姆斯特丹的书商，是盖兰的朋友，与盖兰保持着通信往来，后来为我印刷了《爱弥儿》。
在比圣伯利斯村还近一点的地方，我认识了马尔陶先生，他是格罗斯来村的司铎。如果以才能论地位的话，他完全有能力去做政治家和大臣，而不是做一个乡村司铎，最起码也可以去掌管一个教区。他曾经当过吕克伯爵的秘书，和让巴蒂斯特·卢梭关系很密切。他对这位著名的放逐者充满着敬重和怀念，对曾对其下毒手的骗子梭朗深恶痛绝。马尔陶先生知道关于以上两位先生的奇闻逸事，而这些还没有收进尚未出版的卢梭传记里。他向我保证，吕克伯爵对他根本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对他保持着最热烈的友情。在马尔陶先生的资助人去世以后，凡蒂米尔先生将这个舒适的隐退之地赠给了他。马尔陶先生以前曾经处理过一些事务，尽管他年事已高，但是他仍然记得很清楚，并且对这些事务的评价也很中肯。他的谈话，可以说是寓教于乐，完全让我忘记了他是一个乡村司铎：因为他把凡俗人士的口吻和一个学者的博学多才融合到了一起。在我所有的固定邻居中，和他交往最合我意，离开他我也感到最为惋惜。
在蒙莫朗西，我还结识了奥拉托利会的几位教士，其中就有贝蒂埃神父。他是位物理学教授，尽管他身上透着些微的学究味道，但因为他很有亲和力，我还是很依恋他的。然而，我发现自己很难将他这种极端的朴素和他争为人先的渴盼与手腕调和起来——他在显贵、女人、信徒和哲学家那里，都爱争强好胜，他知道察言观色随机应变。和他交往给我增添了不少乐趣。我到处跟人提起他的好，我所说的话显然被他知道了。有一天他微笑着感谢我发现了他是一个好人。在我看来，他的微笑里仿佛透着一股嘲讽的意味，这种嘲讽意味把他在我眼中的形象完全改变了。从那以后，我就时常想起这种嘲讽的笑。他的微笑恰如巴努奇买丹诺德的绵羊时的那种不怀好意的微笑。我们的相识是从我搬进退隐庐之后不久就开始了，他经常到退隐庐来看望我。而我在蒙莫朗西安顿下来以后，他就离开那儿回到了巴黎。在巴黎他经常见到勒·瓦瑟太太。我根本没有料到，有一天，贝蒂埃神父替她写了一封信给我，告诉我说格里姆愿意为她提供资助，并请求我准许她接受这份资助。我听说格里姆给勒·瓦瑟太太提供三百利勿儿的津贴，条件是她要住到德耶去，此地位于舍弗莱特和蒙莫朗西之间。我不愿描述这个消息给了我怎样的印象。如果格里姆有一万利勿儿的收入或者和这个女人有着任何易于理解的关系，如果我把她带到乡间之举不被视为莫大的罪行，他这样做就不足为奇了。现在格里姆居然要把她送回乡间，仿佛她自那以后就返老还童了似的。我知道，这个有心计的老太婆写信来想得到我的允许——如果我不允许，她也可以不顾我的“不允许”，轻而易举地接受格里姆的资助——无非是为了不想冒失去我对她的资助的风险。尽管格里姆的这种慈善的表示极为反常，但当时这一行为并没有像后来那样让我震惊。不过，即便我当时就已经知悉了一切真相，我还是会像那时一样同意勒·瓦瑟太太接受资助，我也的确被迫这么干了，否则的话，就显得我好像故意嫌格里姆出钱太少一样。从那以后，贝蒂埃神父就改变了他在我眼中富有亲和力的形象。在他看来，“富有亲和力”一语是如此的可笑，而我又是如此欠考虑地以为他真的很有亲和力。
就是这个贝蒂埃神父，他认识的两个人，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都不约而同地想和我交朋友。但他们的兴趣爱好和我的兴趣爱好简直没有共同点。他们是麦尔基色代克的孩子，没有人知道他们来自何方、家世背景如何——说不定连他们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他们是冉森教派教士，人们认为他们是化了装的教士——可能是因为他们以一种非常可笑的方式佩带着一柄长剑，并且剑不离身。他们两个人当中，其中一个名叫费朗先生的，身材颀长、慈眉善目、巧言令色；另外一个叫密拿尔，又矮又胖，一脸哂笑，办事一丝不苟。他俩以表兄弟相称。他们和达朗贝一起住在巴黎，住在他奶妈家里。两人在蒙莫朗西租了一个小房子，在那里度夏。他们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动手，没有仆人，也没有人给他们送信。他们两人每个星期轮流去市场购物、烧火做饭、打扫房间。他们过得相当舒心，有时候，我们也一起吃吃饭。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他们对我产生了兴趣：我惟一对他们感兴趣的是，他们喜欢下棋。而为了去下盘可怜的棋过过手瘾，我不得不坐四个小时，直到精疲力竭。由于他们到了哪儿都喜欢多管闲事，因此，戴莱丝把他们叫做“长舌妇”，并且这个绰号在蒙莫朗西流传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