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伯兰维尔夫人对我进行了一番恶意挖苦，这次晚宴对我还是很有好处的，我心里暗自庆幸自己当初没有拒绝这一邀请。这次晚宴不仅让我明白，格里姆和霍尔巴赫的阴谋诡计并没有使老朋友们离我而去，更让我欣喜的是，乌德托夫人和圣朗拜尔对我感情的变化，并没有像我料想的那么大。最后我明白，他让乌德托夫人远离我，与其说是因为不尊重我，还不如说是因为嫉妒我。这一点给了我安慰，也让我的心平静了下来。我确信，我不会成为我尊敬的人所蔑视的对象，所以我就更有勇气、更为成功地控制住了我心中的感情。即使我没有成功地把心中这份有罪的、不幸的激情完全驱逐掉，我至少将这剩下的激情控制得很好。这样一来，从那以后，这种残余的激情就没有犯过一次错误了。乌德托夫人说服我继续誊抄稿件，我的作品一出版我就给她寄过去——这些稿件和作品也不时地从她那里给我带来一些消息和短笺，虽然说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但是措辞非常温厚有礼。她甚至做得更多，这一点读者可以在我以后的叙述中看到。而且在我们绝交之后，我们三个人之间的相处，足可以成为正人君子在不便继续交往的时候采取何种分手方式的楷模。
我从这次晚宴得到的另一个好处就是，人们在巴黎提到了这次宴会，它对那些流言蜚语进行了无懈可击的驳斥。我的敌人到处散播谣言，说我和当天所有到场的宾客，特别是和埃皮奈先生势不两立。当初一离开退隐庐，我就给埃皮奈先生写了一封非常有礼貌的感谢信，他的回复也极有礼貌。我们之间的问候一直持续不断，他的哥哥拉利夫先生甚至还到蒙莫朗西来看过我，并且还送了我一些他的版画作品。除了乌德托夫人家的两个女眷外，我和他们家的所有成员都相处得很融洽。
我的《致达朗贝的信》获得了巨大成功。其实我的所有著作都很成功，但此次成功对我来说更为有利。它让大众知道，不应对霍尔巴赫集团误听误信。当我搬到退隐庐去住的时候，他们以那惯有的自信预言，我在那儿呆不满三个月。当他们看到我在那儿呆了十二个月，并不得不搬出退隐庐后，我仍然住在乡间，于是就断言，我这样做纯粹是由于顽固不化，说我隐居期间烦闷得要死，但碍于自尊心，我宁愿死在乡下，吃我自己顽固不化的亏，也不愿让步一下，回到巴黎来住。《致达朗贝的信》流露出一股温柔之情，你很容易看出这是真情流露，而绝不是假装出来的，我在巴黎写的所有作品都充满了忧愁，而住在乡间以后，在我写的第一部作品中，这种忧虑就荡然无存了。对那些善于观察的人来说，这种迹象是有着决定性意义的，他们看到，我的隐居生活真是得其所哉。
然而，就是这篇作品，尽管它本身充满温和之气，但由于我的笨拙和我一贯的坏运气，它又给我在文坛上树了一个敌人。我在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里时就认识了马蒙泰尔，后来在男爵家里我们有了更进一步的交往。那个时候，马蒙泰尔是《法兰西信使》杂志的编辑。因为我太高傲了，所以不愿意把自己的作品送给报刊撰稿人。但是我仍然想把这篇作品送给他，又不想让他认为我把他当作期刊编辑，也不希望他在《信使》杂志上提到这篇作品。因此我在文章抄件上写道：此书不是赠给《信使》的执笔人，而是赠给马蒙泰尔先生。我认为，我这样做是给了他礼貌而又周到的赞美；但是他却觉得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所以他就成了我不可调和的敌人了。他针对我的那封信写了一篇貌似很有礼貌的文章，个中怨愤之气却一望而知。从那以后，他就抓住一切机会在社会上贬损我，或者在他的作品中间接地攻击我。唉，应付文人们易怒的自尊心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啊。还有就是在夸奖他们的时候，必须非常小心，不要采用可能会被他们误以为有双重意思的字眼。
在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担忧以后，我就利用闲暇时光和当时这段独立生活，更加有序地重新开始了我的文学创作生涯。那个冬天，我完成了《朱丽》一书，并将此书寄给雷伊，他第二年就把它印出来了。然而，我的工作又被虽则微不足道却非常不愉快的一个插曲打断了。我听说，歌剧院正在作些必要的安排，准备重新上演《乡村占卜者》。一想到他们如此傲慢无礼地越权使用我的财产，我就愤慨难当。于是，我又把当初寄给达让森先生的备忘录拿了出来（当时，我没有收到过他的任何答复）。将此文修改了一下，我就请惠然为我代劳的赛龙先生将改好的备忘录加上我新写的一封信交给了圣佛罗兰丹伯爵——这位伯爵先生继达让森先生之后接管了歌剧院。我告诉了杜克洛我的所作所为，他就把这件事向“小小提琴手”说了。他们愿意把我的长期免费入场券还给我（而不是把我的歌剧还给我），但是这入场券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我发现自己无论想从哪一方面得到公正待遇都希望渺茫，因此我只好作罢。尽管我据理力争，但是歌剧院的负责人既不肯回复，也不愿听从，而是继续随心所欲地利用《乡村占卜者》一剧来牟利——本来这部作品是无可争辩地属于我一个人的，但是他们却弄得好像这是他们自己的财产似的。
自从我摆脱了暴君们的奴役之后，我就过着一种相当平安静谧的生活。我无法享受那过于强烈的依恋之情的魅力，但是这样一来，我也减少了因这些眷恋而产生的负担。有些纡尊降贵的朋友，妄想全权支配我的命运，希望我在他们的恩惠面前沦为他们的奴隶。这一切真让我感到厌倦，所以在今后我决计只和别人保持出于单纯的善意而形成的朋友关系，这种关系不对绝对的自由构成任何妨碍，却是人生乐趣的构成元素，并以完全平等为基础建立起来。当时，我和很多人保持着这种朋友关系，它们足以让我品尝到交际的乐趣而不用担心受到这种关系的掌控。一旦我尝试用这种生活方式生活以后，我感到它最适合我的年纪，宜于我安度余生，并且可以远离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几乎把我压垮的风暴、争吵和烦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