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里昂，我就和果弗古尔分道扬镳了，另走萨瓦那条路，因为我不忍心再一次离妈妈那么近而不去看她。我又看到她了……天哪，她过的简直不是日子！她堕落到了什么地步！她早年的美德都到哪儿去了呢？她就是当年庞特瓦神父推荐我去找的那位明艳动人的华伦夫人吗？我的心是多么地难受啊！我想她已经别无出路，只有离开此地才行。我在给她的信中再三恳求她来和我一起安静的生活，并表示我和戴莱丝愿意用毕生的精力来使她幸福。但是她却放不下她的年金，不愿听我的话。这年金虽然按期发放，可是很长时间以来，她已经一分钱也得不着了。我把自己的钱分了一小部分给她，如果我不是已经很清楚地知道我给她的钱她一点也享用不到的话，我本来是应该而且也肯定会多给她一点钱的。在我逗留日内瓦期间，她到沙伯莱去作了一次旅游，并到格兰日运河路来看了看我。她没有钱继续她的旅程，而当时我恰好也没有带那么多钱。一个小时以后，我让戴莱丝把钱给她送去。啊！可怜的妈妈！让我再一次说说她那善良的心地吧！她剩下的惟一一件首饰是一枚小戒指，她把这枚戒指褪下来戴在戴莱丝的手指上。戴莱丝马上将它取下，重新套回到她的手指上，同时淌着热泪亲吻那只高贵的手。啊！这正是我偿还宿债的时刻啊！我应该抛下一切跟她走，与她相依相伴，不管她的遭遇如何，我应该与她同呼吸共命运，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离开她半步。可是我却没有这样做。由于我牵挂着另外一份感情，我觉得我对她的感情就变得淡薄了一些，因为我无法指望我的这份感情会对她有点什么好处。我为她而哭泣，却没有随她而去。在我平生所感到的内疚之中，惟有这个内疚是最刻骨铭心的，也是最让我抱憾终身的。我的行为理应遭受从那时起就不断降临到我头上的那些可怕的惩罚。我真希望这些惩罚能抵消我的忘恩负义！这种忘恩负义虽然表现在我的行动上，但是它同时也深深地刺伤了我的心，这足以说明我这颗心绝不是一个薄情寡义的心。
在离开巴黎之前，我已经拟出了《论不平等》这篇文章献辞的草稿。我在尚贝里完成了这篇献辞的定稿，并在文中注明是某年某月某日写于尚贝里。我觉得还是不要标明写于法国或日内瓦的好，这样可以避免好多不愉快的事情。我一到尚贝里，便沉浸于那种召唤我来到该地的拥护共和政体的激情之中，而我的这种激情又因为我在那儿受到热情欢迎而不断增长。我受到来自各个阶层的人们的款待和厚爱，心中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我因放弃父辈们所信奉的教派改别的教派而被剥夺了公民权，对此我感到十分羞愧，我决定公开地重新信奉我的父辈们的宗教。我想，既然所有的基督教徒所用的都是同样的福音书，而他们的基本教义之所以产生差异，完全是因为人们想强行解释他们不懂的东西，那么在每一个国家里面，就只有君主才有权规定信仰的方式和确立那些难以理解的教条，而公民的义务就是接受这种教条和奉行法律所规定的信仰方式。我与百科全书派的交往不仅没有动摇我的信仰，反而由于我与生俱来的对争论和拉帮结派的厌恶而更加坚定了我的信仰。在对人和宇宙的研究中，我到处都能发现那主宰着人和宇宙的终极原因和智慧。几年来，我潜心研读《圣经》尤其是《福音书》，由于这些阅读，我很早就开始蔑视那些最不配理解基督的人对耶稣基督的教义所作的解释。总之，哲学一方面让我领悟到宗教的精髓，另一方面又为我清除了那些遮蔽其光辉的琐碎无聊的程式。对于一个有理性的人，我认为他不可能有两种做基督徒的方式。同时我也认为，在每个国家里面，与宗教有关的形式和纪律都在法律的管辖范围之内。这一合理的、具有社会性的、和平的然而却又给我招来残酷迫害的原理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我想成为市民，就必须做个新教徒，重新信奉我国的宗教。我决定这样做，甚至听从了我所在的远在城外的那个教区的牧师的指示。我只希望不要被弄到教务会议去接受讯问。然而，教会的法令对这一点规定得十分明确。不过，他们十分友善，愿意对我网开一面，只指定了一个由五六个人组成的小型委员会来单独听取我的改宗誓言。不幸的是，那位和我关系很好的既和善又亲切的佩尔得利奥牧师竟然对我说，大家很想听听我在这个会上将要讲些什么。这种期待让我惊慌不已，以至于我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来没日没夜地琢磨我早已准备好的一篇发言稿。可是到了该我发言的时候，我还是慌了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这个会议上，我简直就像个最愚笨的小学生，还是审查我的委员们为我说了话，我只需像个傻子似的回答“是”或“不是”就行了。接着，我就被接纳进了教会，并重新恢复了我的公民权。我以公民的身份在保安税册上登了记，这种保安税是只有公民兼市民才缴纳的。我还参加了国民议会的一次特别会议，出席市政官员缪沙尔的宣誓仪式。对于国民议会和教务会议此次对我释放的种种善意，以及所有官员、牧师、市民的礼貌而客气的行为，我深受感动，加上好心的德吕克的再三恳求，更重要的是出于我自身的意愿，当时我一心只想回到巴黎拆散我的家庭，处理一下我的琐事，安置好勒·瓦瑟太太和她的丈夫，或者给他们一些赡养费，之后就同戴莱丝一起回到日内瓦定居，度过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