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占卜者》上演前的一段时间，巴黎来了一些意大利滑稽剧团的演员，人们要求他们在歌剧院进行演出，而根本没有料到他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虽然他们让人讨厌，而且当时的乐队也很差劲，把他们演的剧本的精髓破坏得七零八落，不过他们还是给了法国歌剧以致命的打击。两种音乐在同一个剧院同一天上演，一下子惊醒了法国听众的耳朵。在听了那种生动活泼、节奏鲜明的意大利音乐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忍受那种慢腾腾的法国音乐了；因此，那些滑稽剧演员一演完，听众便走光了。人们只好调换一下演出的次序，将滑稽剧推迟到最后来演出。那时正上演《厄格勒》、《皮格马利翁》和《天仙》。但是，它们都不能站稳脚跟，只有《乡村占卜者》尚能与之匹敌，即使在《女仆情妇》之后演出，也还能受人欢迎。当我写那些幕间歌舞时，脑子里就充满了这类曲子，而且我从这类曲子中受到了启发。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人竟会拿我的幕间歌舞去与之一一比较。如果我是个抄袭者，那我该有多少剽窃行径会被揭露出来啊，而且人们得花多大的气力去揭露这些剽窃行径啊！然而，根本没有这类事情，所有想在我的音乐作品中发现与他人的哪怕只有一星半点相似之处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我的所有歌曲，跟人们误传误信的原作比起来，都是全新的，正如我所创制的音乐的性质是全新的一样。如果让蒙东维尔或者拉摩也来经受一下这样的考验，只怕他们也会招架不住。
这些滑稽剧演员为意大利歌剧赢得了一群十分狂热的支持者。整个巴黎分成了两派，它们之间尖锐对立的激烈程度，超过了对国家大事或者宗教事务进行争论时的激烈程度。其中一派人数众多，声势雄壮，由权贵、富豪和贵妇人组成，支持法国音乐；另一派更活跃、更自信，也更热情，由一些从事艺术鉴赏的行家、富有才华的人士和资质过人的天才组成。后面这个小集团的人经常聚在歌剧院里的王后包厢的下面。另一派的人则占据了池座和正厅的其余位子，但是其中心是在国王包厢的下面，那两个著名的派系名称“国王之角”和“王后之角”正是根据这样的位置分布得来的。这场日趋激烈的争论催生了好几本小册子。“国王之角”想开玩笑，却被《小先知》嘲讽了一番，他们想说理，却又被《论法国音乐的信》驳得一无是处。这两个小册子，分别由格里姆和我所写，是当时涌现出来的一大堆辩论文章中的幸存者，其余的文章都被人忘得一干二净了。
尽管我矢口否认，可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认为《小先知》是我写的。这篇文章被当作是一篇游戏之作，并没有给他的作者惹来什么麻烦。而《论法国音乐的信》却受到严肃认真的对待，法国人对我群起而攻之，认为他们的音乐受到了侮辱。要描述这本小册子所产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后果，真得有大历史学家塔西陀的笔法才行。当时正是议会和教会大肆争斗的时期，议会刚被解散，整个社会骚动不安到了顶点，暴动一触即发。可是，我的这本小册子一出，其他的争论马上就黯然失色了。大家心里想的只是法国音乐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于是将矛头全都指向了我。这场围攻的声势之大，令全法国至今还记忆犹新。当时在宫廷里，大家考虑的只是将我关进巴士底狱或者将我流放出去。如果不是佛瓦耶先生指出这样做显得很荒唐可笑，那么逮捕我的御旨都要发下来了。当人们听说我这本小册子可能阻止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革命时，肯定会以为这是痴人说梦。但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全巴黎人现在都还能为之作证，因为这桩奇闻距今也不过只有十五年的光景。
尽管我的自由没有受到侵害，可是人们对我的侮辱却并不少，甚至连我的生命都处于危险之中，歌剧院乐队堂而皇之地谋划要在我走出剧院的时候将我干掉。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我反而到剧院去得更勤了。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有一位对我很有好感的火枪手队军官安斯莱先生每逢我离开剧院时，就派人暗中保护我，从而使阴谋未能得逞。当时歌剧院刚被市政厅接管，巴黎市长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取消我的长期免费入场券，并且做得极其无礼，竟在我入场时公开阻拦，逼得我只好掏钱买了一张池座票，才得以避免被当众逐回的羞辱。这种不公平的对待让人感到尤其愤慨的是，当我把剧本的版权交给他们的时候，我惟一要求得到的报酬就是永久性免费入场的权利。虽然这种权利是一切作者应有的权利，而且我有双重资格取得这种权利，但我还是当着杜克洛先生的面正式提出来了。不过，还没等我提出要求，剧院的会计就给我送来了五十个金路易作为报酬，不过，且不说这五十个金路易根本就抵不上按规章制度我应得的报酬，而且这笔钱也与入场券毫不相关，因为这个入场券是正式规定的，同酬金毫不搭界。他们的这种做法极不公正，而且野蛮粗暴，以至于尽管公众对我的敌意已经达到了顶点，但是对剧院的所作所为还是表示出了一致的反感。有许多前一天晚上辱骂过我的人，当天竟然在大厅里大叫大嚷，说用这样的方式剥夺一位作者的入场权利真是可耻，说我理应享有这种权利，甚至还可以要求双份的权利。意大利的那句谚语说得真是很对：“每个人都只在他人的事情上才主持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