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我失去了这笔主动送上门来的年金，但同时我也摆脱了它可能给我带来的束缚。否则，我就将永远告别真理、自由和勇气了。从此以后，我又怎么再有脸去奢谈什么独立和公正无私呢？如果接受了这笔年金，那我就只能要么溜须拍马，要么缄口不言了；而且，谁又能保证这笔年金确实能够发放到我的手中呢？为了将它弄到手，我又得办多少手续，求多少人啊！要想保住这笔年金，我只会比没有年金的时候花费更多的精力、忍受更多的不快。因此，放弃这笔年金，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符合自己生活准则的举措，即要实惠，不要面子。我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格里姆，他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意见。对于其他的人，我只推说身体不适，当天晚上我就走了。
我的离去引起了轰动，遭到了大家的一致谴责。我的上述理由是不可能让所有人都理解的。他们只会指责我是个既骄傲又愚蠢的人，而这种指责正好缓和了那些不会像我这样做的人们的妒忌之心。第二天，热利约特给我写了一张便条，详细地描述了我的剧本获得的成功，以及国王是如何的为之着迷。他告诉我说：“整整一天，陛下都在不停地用他的王国里最糟糕的嗓音走调地唱：‘我失去了我忠实的奴仆，我失去了我的全部幸福。’”他还说，在两个星期之内，《乡村占卜者》就会再度上演，这次演出将会向全体公众证实前一次演出的圆满成功。
两天以后，我去埃皮奈夫人家吃晚饭，大约九点钟左右，我在她家门口遇上了一辆马车。车上有人示意我上车，我就上去了。这个人原来是狄德罗。他同我谈起有关年金的事情，显出十分关切的样子。我没有料到，一个哲学家竟会对这类问题如此热衷。他虽然不认为我不愿意觐见国王有什么不对之处，但是却认为我对年金无动于衷是个天大的罪过。他对我说，即便我基于自己的生活原则可以对年金漠不关心，这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我却没有权利不为勒·瓦瑟太太和她的女儿作打算。他说我应该抓住一切可能的和正当的机会为她们提供生活保障。而且，并不能说我已经拒绝了这笔年金，所以他便强调，既然人家似乎很有意赠与我这笔年金，那我就应该去申请，并不惜一切代价将它弄到手。尽管我对狄德罗的这份热心非常感动，但是却不能赞同他的这些观念，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也是我们之间的头一次争吵。此后我们两人之间的争吵都是属于这一类型，通常是他命令我做他认为我应该做的事情，而我坚决不肯，因为我认为我不应该那么做。
我俩分手时，时间已经很晚了。我想带他去埃皮奈夫人家里吃晚饭，他硬是不肯。我老想把我所爱的人都聚到一起，为此我不止一次地做出各种努力，想促使他去拜访埃皮奈夫人，甚至把她带到了他的家门口，可他就是闭门不见。他一直不肯见她，在谈起她时，总是一脸的不屑。直到我跟这两位都翻了脸之后，他们才有了交往，狄德罗才开始在谈到埃皮奈夫人怀有敬意。
打那时起，狄德罗和格里姆似乎就有意要挑拨两位“女总督”和我的关系，他俩向她们暗示说，她们之所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那全是我的错，还说跟着我是不可能过上什么好日子的。他们极力怂恿她们离开我，并许诺说凭借埃皮奈夫人的面子，可以找一家卖食盐或卖烟草的分销店什么的让她们干干。他们甚至想把杜克洛和霍尔巴赫也拉进他们的同盟里面去，但是杜克洛一直拒绝跟他们做这件事。当时我对他们的这些诡计有所耳闻，但是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弄清楚详细的情形。我经常感慨我的这些朋友们的盲目而轻率的热忱，我本来已经疾病缠身，他们却还要千方百计将我推进最孤独凄凉的境地，而他们自己却以为是在用恰当的方式使我变得幸福起来，殊不知他们的这些做法恰好使我痛苦不堪。
1753年的狂欢节期间，《乡村占卜者》在巴黎上演了。在开演之前的那段空闲日子里，我写了该剧的前奏曲和幕间歌舞。这个幕间歌舞，就像印刷出来的那样，本应该从头至尾都是十分连贯的动作，在我看来，这样才能形成一种令人愉悦的绚丽场景。但是当我向歌剧院提出这个意见的时候，人家听都不愿意听。我只好按照惯常的写法，连缀一些歌唱和舞蹈了事。这样一来，尽管这个幕间歌舞不乏美妙的意趣，不致让正剧减色，但是效果却很一般。我换掉了热利约特的宣叙曲，恢复了我先前写的那首，也就是现在印刷出来的这首曲子。我承认，这首宣叙曲稍微法国化了点，也就是说被演员们弄得有些拖沓，但是它并没有使任何人觉得刺耳，而且取得的成功不亚于咏叹调，听众甚至觉得它和咏叹调写得一样好。我把我的剧本题赠给了保护过该剧的杜克洛先生，并声明这是我惟一的一次题赠。但是后来，我又征得他的同意，作了第二次题赠。不过我想，他肯定会因为我的这一例外而感到更加光荣。
关于这个剧本，我还能讲出好多轶闻趣事，不过因为还有些更重要的事情要谈，所以没有时间对这件事多加叙述了。如果有机会，我会在增补本里面说一说的。不过，有件事情我必须提一下。有一天，我在霍尔巴赫男爵的书房里参观他的乐谱。当我浏览过许多不同风格的乐谱之后，他指着一部钢琴曲集对我说：“这是别人专门为我写的，十分高雅，很适合演唱。除了我之外，谁也不知道它，将来也不会看到它。你应该从中挑选一首用到你的幕间歌舞中去。”由于我脑子里的歌曲和合唱曲的主题足够我使用了，所以我对他的那些曲子一点儿也不在意。但是禁不住他再三央求，我就挑了一首牧歌，把它压缩后改成一段三重唱，供科莱特的女伴们上场的时候演唱。几个月以后，当《乡村占卜者》还在上演时，有一天我走进格里姆家里，发现很多人围在他的钢琴旁边。看见我来了，格里姆马上站了起来。我不经意地朝他的乐谱架看了一眼，发现正是霍尔巴赫男爵的那同一本钢琴乐曲集，而且正好翻到他强行要我采用、并保证永远不会从他手中流出的那首曲子。稍后，我在埃皮奈先生举行的演奏会上，又看到这同一本乐曲集摊开着放在主人的钢琴上。无论是格里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从来没有跟我说起过这首曲子，如果不是因为在这以后传出谣言，说我不是《乡村占卜者》的作者，我是不会在这里提到这件事情的。由于我从来不是什么大音乐家，所以我敢肯定，要不是我编过那部《音乐辞典》，人们最后肯定会说我对音乐一窍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