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瓦勒纳虽然入行多年，但是仍然不够老练，缺乏技巧，尤其是无法揣测老板瓦尔特的心思。
相比之下，杜洛瓦深谙此道；因此他的任职大大充实了这份被诺贝尔·德·瓦伦称为“行驶在国家资金和政治暗礁中”的报纸的编辑阵容。
但是，《法兰西生活报》的“真正编辑”即幕后操纵者，是几位和瓦尔特一起搞投机生意的众议员。在众议院里，他们被称为“瓦尔特帮”。这几位议员通过和瓦尔特合伙或者依靠他赚了不少钱，让其他同僚羡慕不已。
政治编辑弗雷斯蒂埃，只不过是这些实业家的傀儡以及“旨意”的执行者。每次遇到重要新闻，他都要按照他们的授意撰写。而且，他经常把文章带回家去写，说是家里比较清静。
为了让《法兰西生活报》具有文学色彩和巴黎特色，报馆还请来了两位风格迥异的知名作家，一位是雅克·里瓦尔，负责时事专栏；另一位是诗人诺贝尔·德·瓦伦，负责故事专栏，按照新潮的说法，也就是连载小说负责人。
此外，报馆还在一大批为了生活疲于奔命的文人中间，低薪聘请了几位艺术、绘画、音乐和戏剧评论家，以及一位负责刑事案件报道的编辑和一位负责赛马专栏的编辑。除此之外，还有两位上流社会贵妇，分别以“红衣女”和“素手夫人”的笔名，不断给报馆寄来一些文章，介绍上流社会趣闻，探讨时尚、礼仪、高雅生活以及处世哲学，要不就是透露一些名门淑女的秘闻。
“行驶在国家资金和政治暗礁中”的《法兰西生活报》，就是靠上述各方人士支撑起来的。
正当杜洛瓦沉浸在被任命为社会新闻专栏主编的喜悦中时，他收到了一张制作精美的请柬。上面写着：“瓦尔特先生及夫人诚邀乔治·杜洛瓦先生于一月二十号星期四晚光临寒舍，共享晚宴。”
老板的两次恩宠，让杜洛瓦喜出望外。他就像看见一封情书似的，对着请柬吻了又吻。随后，他决定去找出纳谈一谈有关经费的重要问题。
作为社会新闻专栏的主编，通常可以掌握一笔专项预算，用来支付外勤记者的薪水以及他们的稿费，文章不论好坏，稿费照付，就像果农送水果到商店一样。
开始一段时间，杜洛瓦每月可以支配一千二百法郎。不过，他觉得自己可以从中扣除一部分。
经不住杜洛瓦的再三要求，财务科出纳终于答应预支四百法郎。拿到钱后，杜洛瓦脑海里闪现的第一念头就是还清德·玛莱尔夫人的二百八十法郎欠款，但随即又想，这样一来，手头就只剩下二百法郎了，靠这点钱显然难以维持栏目的运作。所以，他决定还是把还钱的事往后推一推。
接下来的两天，杜洛瓦一直忙着安顿办公室。在供全组员工使用的社会新闻专栏编辑部里，杜洛瓦拥有一张专用的桌子和几个存放信件的木格。他和上了年纪但仍然兢兢业业的布瓦勒纳分别占据办公室的两头。
放在房间中央的长办公桌，供外勤记者使用。不过，记者通常都拿它当板凳用，一回来便坐在上面，有时双腿从桌边垂下，有时盘腿坐在桌子中央。最多的时候，五六个记者同时蹲在桌子上兴致盎然地玩接球游戏，恰似一尊尊中国瓷娃娃。
渐渐地，杜洛瓦也对这种游戏产生了兴趣；并在圣—波坦的指导下，技术日臻熟练。
这段时间，弗雷斯蒂埃的身体每况愈下。由于最后一次买的安的列斯优质木球玩起来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他不得不将它转送给杜洛瓦。年轻的社会新闻主编精力充沛，一有空闲就抛起绳子末端的木球，轻声数着：“一、二、三、四、五、六……”
就在去瓦尔特夫人家赴宴的当天，杜洛瓦破天荒地接了二十次。他想：“今天一定是我的幸运日。”因为在《法兰西生活报》这间办公室里，谁的接球游戏玩得好，谁就会高人一等。
为了腾出时间好好修饰一番，杜洛瓦提前离开报馆。当他走在伦敦街的时候，忽然看见前方有个酷似德·玛莱尔夫人的矮个女人，正急匆匆地往前走着。杜洛瓦顿时感到脸颊滚烫，心怦怦直跳。于是他穿过马路，想从侧面看清她的样子；谁知对方也停下脚步，准备过马路。杜洛瓦这才发现自己认错了人，不由得松了口气。
杜洛瓦经常问自己：如果哪天和德·玛莱尔夫人不期而遇，他应该怎么办？若无其事地打声招呼，还是装作没有看见？
“我不会碰见她的。”他想。
天气很冷，路边的水沟结了一层厚厚的冰，人行道在路灯的照射下，显得灰蒙蒙的，失去了往日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