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礼无所谓大小，钱无所谓多少，关键是能不能守住廉洁的思想防线。一旦思想上的防线被打开了缺口，小礼就会变成重贿，小钱就会变成大钱，而送礼送钱者便可乘虚而入，为所欲为……这就是陆贽所说的“利于小者必害于大”的道理。一个官员，如果在小事、小节上过不了关，则很难在大事、大节上过得硬。只有严格要求自己，防微杜渐，注重点滴，才能真正做到为政清廉、奉公守法。
廉是政之本。陆贽不仅大力反腐倡廉，还一向主张宽政爱民，将“养人”、“足食”放在治国安邦的第一位。他说：“人者，邦之本也；财者，人之心也。其心伤则本伤，其本伤则枝干颠瘁而根柢蹶拔矣。”所以，“立国不先养人，国固不立；养人不先足食，人固不养”。基于此，他在担任县尉时就向上司提出过一系列宽政爱民的建议，诸如体察民情，整肃吏治，均节赋税，赈灾救贫以及节俭官府开支等等。可惜，“时皆韪其言”，致使他的好主张大都被束之高阁。后来，陆贽的官职不断升迁，权力日益增大，其宽政爱民的思想却未变。他为了实现其多年的愿望，遂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
首先，陆贽认为百姓能否安居乐业，关键在于官吏能否体恤百姓，清平为政。为此，在他主持科举考试时，不分门第高低，不受时俗影响，严格按照德、才标准，选拔人才。唐代著名人物韩愈、李绛、崔群、王涯和裴度等人，都是在他的扶持荐举下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其中，李绛、崔群、王涯和裴度，后来还都官至宰相，实行了许多惠民政策。
其次，陆贽认为朝廷的赋税政策，直接关系到百姓的休养生息，一定要做到不偏不倚，适可而止。在他为相之前，朝廷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一向以“增加赋税”和“征办先期”作为两个主要条件。哪些地方所收赋税多，又及时，哪个地方的官吏就被认为精明强干。官吏为争上等政绩，往往将税额层层加码，并严格规定按时征齐。遇到自然灾害，也都按数征敛，致使百姓叫苦连天。陆贽从客观实际出发，取消了这两项硬性规定。同时，他将官吏所治地区户口的增减、田地的赢缩、为预防自然灾害而设置义仓的多少等等，作为衡量官吏是否称职的标准。
第三，陆贽强调多为百姓办实事，诸如兴修水利，垦荒造田，修建学堂等等。多年来，他一直照此目标而努力。即使在他晚年遭迫害而被贬为忠州（四川忠县）别驾时，他也依然关心着百姓疾苦。当时，忠州地区瘴气袭人，疾病流行，百姓深受其害。他在百忙中还排除种种困难，检索药典，搜集单方，汇编了《陆氏集验方》五十篇，为解除百姓疾苦，贡献了自己最后的心力。
唐德宗李适是位贪财好利的人。据史载，他搜刮贮存在内库的财物堆积如山，却只许进，不许出。即使在建中年间，田悦、李正己等人率部造反，军需不足，他也不拿出自己的库存钱。当他被叛军赶到奉天（今陕西乾县），心里想的仍然是金银财宝。所以，当此后河东收复，诸道贡献渐广，他又开始积贡物于廊下，并题名“琼林”、“大盈”，以为私有。
对此，陆贽实在看不下去，便犯颜直谏：“当前战争未熄，百姓困于供役的呻吟之声遍于全国，冒死战斗的将士未见丝毫赏赐，诸道贡珍，遽私别库，万目所视，孰能忍情！”待唐德宗重返长安后，其私欲更加膨胀。他甚至暗谕各地方为他进贡，并将进贡多寡作为升迁的重要条件。于是，一些藩镇有的每月进奉，称为“月进”；有的每天进奉，称为“日进”。时为宰相的李泌，曾为此而专门上疏奏请唐德宗停止诸道贡奉。但是，当他一看到唐德宗那副不高兴的表情，又“惆怅而不敢言”了。
陆贽却不然，他面奏道：陛下所要的贡物，“非地生，非天降”，而是朝廷取之于方镇，方镇取之于州，州取之于县，县从哪儿取？唯有榨取老百姓。接着，他尖锐地指出：这种“旁延进献，别徇营求”的行为，“减德市私，伤风败俗，因依纵扰，为害最深”。随后，又援引唐太宗李世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话，苦劝唐德宗节制个人欲望。应该“以天下之欲为欲，以百姓之心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