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午的阳光下，远方，云影在山脚下缓缓地移动；沼泽里，一种叫“水牛”的水鸟也感到了炎热，开始用嘴对着芦根咕咕地鸣叫。这里，不仅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苍茫，而且有青山绿水的纤丽。祖国，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会浓缩在这个有限的空间，显出他全部瑰丽的形体。他感到了满足：生活，毕竟是美好的！大自然和劳动，给予了他许多在课堂里得不到的东西。
有时，阵雨会向草场扑来。它先在山坡上垂下透明的、像黑纱织成的帷幕一样的雨脚，把灿烂的阳光变成悦目的金黄色，洒在广阔的草原上。然后，雨脚慢慢地随风飘拂，向山坡下移动过来。不一会儿，豆大的雨点就斜射下来了。整个草原就腾起一阵白蒙蒙的烟雾。在这之前，他必须把马群赶到林带里去。他骑在马上，拿着长鞭，迎着雨头风，敞开像翅膀一样的衣襟，在马群周围奔驰，呵叱和指挥离群的马儿。于是，他会感到自己躯体里充满着热腾腾的力量，他不是渺小的和无用的；在和风、和雨、和集结起来的蚊蚋的搏斗中，他逐渐恢复了对自己的信心。
各队的放牧员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聚在一起。为他们避雨而设的窝棚，就像一叶扁舟似的停泊在白蒙蒙的雨雾中。窝棚里凉爽潮湿，弥漫着劣质烟草的青烟。他听着放牧员们诙谐的对话和粗野的戏谑，惊奇他们对劳动、对生活并没有他那么多复杂的感情，他对自己的这种新体验感到惊奇。原来他们本来就是朴实的，单纯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始终是愉快而满足的。他开始羡慕他们。
有一次，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放牧员问他：“人说你是右派，啥叫右派？”
他羞愧地低下头，讷讷地说：“右派……右派就是犯了错误的人。”
“右派就是五七年那阵子说了点实话的人。”七队的放牧员说，“那一年，整的是读书人。”七队的放牧员是个心直口快的汉子，平时爱开玩笑，人们都叫他“郭谱印薄
“说实话叫啥‘犯错误’，要都不说实话，天下就乱套了。”老放牧员抽着烟锅，沉思地说，“话可说回来，还是劳动好，别当干部。我快七十的人了，眼不花、耳不聋、腰不弯、吃炒豆子嘎嘣嘎嘣的……”
“所以你下辈子还得劳动！”“郭谱印毙ψ糯蚨纤的话。
“下辈子劳动有啥不好？”老放牧员郑重地说，“离了劳动，人都活不成，当官的当不成，念书的也念不成……”
这种简短的、朴拙的、断断续续的话语，经常会像阵雨过后的彩虹一样，在他心上激起一种美好的感情，使他渴望回到平凡的质朴中去，像他们一样获得那种愉快的满足。
在长期的体力劳动中，在人和自然不断地进行物质变换当中，他逐渐获得了一种固定的生活习惯。习惯顽强地按照自己的模式来塑造他。久而久之，过去的一切就隐褪成了一场模糊的梦，又好似是从书上读到的关于别人的故事。他的记忆，也被这种固定的生活习惯和以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拦腰折断了。那在大城市里的生活变得虚幻起来，只有现在这一切才是实实在在的。最后，他就变成了适合于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而且也只能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他成了一名真正的放牧员！
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人们也早已忘掉了他的过去，只是到了狂热阶段，才有人想起他还是个右派，需要把他拉出来示众一番。可是，这时几个队的放牧员聚在窝棚里经过一番商量，一口咬定坡下的草情不好，跟场部招呼了一声，呼啦一下把牲口都赶到山坡上去。他当然得跟着去，因为没有一个革命群众愿意放弃革命，来顶替他这个好几个月不能回家的差使。放牧员们帮他把简单的行李往马背上一搭，骑上马，晃悠晃悠地离开了闹腾腾的是非之地。上了大路，放牧员们欢快地叫喊着：“去啵！咱们上山去，管他们妈嫁给谁！”他们此起彼伏地吹起尖厉的口哨，不断地发出短促的吆喝声，驱堑穆硖阍诖舐飞涎锲鹜磐呕粕的尘雾。远方，就是像翡翠一样晶莹闪光的山坡草场……这一天，他永远当做一种极其特殊的温情，是那样深刻地留在他的记忆里。
这里有他的痛苦，也有他的欢乐，有他对人生各个方面的体验，而他的欢乐离开了和痛苦的对比，则会变是黯然失色，毫无价值。
去年春天，他突然从山上的草场被叫回场部。他拿着草帽惴惴不安地走进挂着“政治处”牌子的办公室。董副主任对他宣读了一个文件，然后告诉他，过去把他错划成了右派，现在给他改正过来了，还要安排他到农场学校教书。董副主任的面孔庄重得毫无表情。一只早来的苍蝇在办公室嗡嗡地飞来飞去，一会儿停在墙壁上，一会儿停在档案柜上。董副主任的眼睛随它转来转去，手里捏着本杂志跃跃欲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