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地说：作品中的生动活泼的人、事、境，是在作者下笔以前就存在于作者的脑中的，必定脑中先有那么一些东西，然后他笔下可以写得出来，若脑中只有一个概念（主题），下笔时再忙于“形象化”，未有不失败的。通常我们说，“我有一篇作品已经构思成熟”云云，决不是单指思想方面。因为就创作过程而言，作品的思想与技巧应当是同时成熟的。思想成熟时，技巧也就成熟了；未有思想不成熟而技巧先成熟的作品，如果有之，那末这所谓技巧便是舞文弄墨的技巧，不是我们所谓技巧。如果一篇作品单有思想的骨架而没有技巧的血肉，那末可以说还是因为思想上尚未十分成熟之故。因为文学创作上所谓“思想”是离不开“形象”的，一个作家脑海中出现了一个“主题”的时候，“形象”必伴之而来，在创作过程中，决没有什么不与形象相伴随的光杆的所谓“思想”。
再进一步说，假如一个作者自己觉得材料已经有了，可是怎样才能断定这些材料是否已经成熟？换言之，他怎样才能断定用这些材料写成的作品可以使读者鼓舞兴奋？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假定作者必先检查他的材料，而检查时必有标准：
第一，作者应当估量他的材料是否有普遍性。凡属人人切身利害所关者，也即是使人人看了以后发生同感，觉得自己也就是书中人物之一，觉得作者正写到了“自己”，因此而跟着书中人物同笑同哭，同悲同喜，——凡能做到这样地步的，我们可以说这材料的普遍性是够格了。
第二，作者应当估量他的材料是否有典型性。凡在这个时代中，具有决定的影响的(或使时代前进，或使时代倒退），凡是在这个时代中，最大多数人虽未出之于口，但确是人人心中所有的希望和理想，以及最大多数人感觉到成为问题的，就是所谓典型性。
经过这样的检查以后，如果认为都够格了，那就是作品的材料已经成熟了，写出来，那一定是一篇成功的作品。因为它将使读者发生兴趣，发生回想，感得亲切，读了一遍还想再读一遍，每多读一遍，便多一层认识。作品到这个程度，技巧和思想是一而二，二而一，或为浑然的一体。
或者有人要问，作者用什么方法可以找出普遍性或典型性的人和事呢？用通俗的话说，即须有“眼光”。“眼光”是什么东西，不能拿出来研究，然而作家在某种条件下，方能具备这种“眼光”，却是可以具体地研究的。我认为一个作家如果具备了下列的条件，亦就有了“眼光”。
（一）博学：作家所写的是人类的生活，这正是最广博复杂纷纭错综的一个对象，所以非有渊博的学识不足以竟其功。
（二）丰富的经验：学识可以从书本子里间接得来，经验则靠自己亲身的阅历。没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如何能在纷纭万象中看到普遍的与典型性的东西？
（三）如果一个作家见理不明，正义感不强，如果他没有能恶人斯能爱人的热情，如果他终日沾沾于名利，患得患失而缺少一个宽大的胸襟，如果对于人类有史以来求生存、求发展、求前进的历史方向没有正确的认识，他就不会有这样的一副“眼光”。
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保皇党，而在他的小说中，他却写出了保皇党之非没落不可，赞美了资产阶级的新人。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矛盾呢？我以为原因之一就在巴尔扎克的政治思想虽然落后，他却有一双能看到典型的与普遍的“眼光”。一个作家的政治主张如何，是一件事，他是否有一副不自欺的“眼光”又是一件事，然而他如果有强烈的正义感，有能爱人斯能憎人的热情，不骛名利，胸襟宽大，——那末他的作品将可以反映真正的现实，而成为一面时代的“镜子”。
一篇好的作品往往可以使读者着迷，因为它使他们亲切地从作品中认识乃至认清那些他们似曾相识的人和事；它说出了他们想说的话，使他们从作品中看清了是非黑白，使他们知道一件事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尤其对将来抱起一种强烈的希望；它将使勇敢者更勇敢，消极者积极起来，懦弱者坚强起来，使强暴奸邪有所畏惧，——文学作品的教育意义即在于此。这一切的完成，固然有待于技巧，但是如上所述，技巧是不能离开思想的，离开思想而孤立起来的技巧，不过是舞文弄墨的末技；我们所谓技巧是比舞文弄墨要广大得多，也深刻得多。
最后再说一句：一篇作品思想上的成熟，同时也应该是技巧上的成熟。现在有不少人这样想：为难的是技巧，思想却不成问题。好像思想方面已经成熟了，只待技巧成熟来配合。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我们应当反过来说：思想上的成熟，同时也就是技巧上的成熟，通常觉得是技巧不够而招致的失败，其实还是思想上不成熟之故，所以不要小看思想，而自谓思想上我已把握得很好了，我们要下苦功夫的，还是思想问题。
(原载重庆《储汇服务》第二十六期，一潘娜年五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