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
——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
鲁迅在一九三二年四月写的《二心集》（一九三○——三一年两年间的杂文的结集）的序言，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发展的过程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鲁迅就以这样的信念，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领导之下，坚决为人民服务，坚决与各种嘴脸的反动势力斗争，鞠躬尽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分钟。
正像世人共知的其他许多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一样——在这里，我想到了萧伯纳、罗曼·罗兰、德莱塞等等辉煌的名字，——鲁迅所走过的道路是漫长而崎岖的道路，不但充满了荆棘，而且有当道的豺狼，有窥伺在暗处的鬼域，也有戴髑髅而舞的狐狸。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一九二六年，鲁迅在小说集《彷徨》的卷头用了上面所引的屈原的诗句作为题词；这表示那时的他抱着我们古代哲人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一边战斗，一边追求真理。那时候，他的基本态度，可以从他后来对于《语丝》（一九二四年发刊的周刊，鲁迅和它的关系最久）的评价得到说明；他说《语丝》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害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所以隐约其词者，不过要使走狗嗅得，跑去献功时，必须详加说明，比较地费些力气，不能直捷痛快，就得好处而已。”
这一段话，说明了同人杂志《语丝》的态度和进行战斗的方法。自然，“应该产生怎样的‘新’”，鲁迅当时并不是没有目标。但鲁迅之所以没有明白的表示，正因为他不肯以耳代目、在未有深刻的认识以前就有所表示，这和他“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而坚定其信念的精神，是一致的。
我个人有这样的感想：如果把鲁迅和罗曼·罗兰相比较，很有相同之处。罗曼·罗兰七十岁时，曾经为了答谢苏联人民对他的庆祝说过这样的话：“多谢你们纪念我的七十岁，这好像是一个旅程的终点——从巴黎走到莫斯科。我已经走到了。这个旅程并不平顺，然而完结得很好。”罗曼·罗兰在解释他“是从什么地方，从什么时代的深处来的”，曾经沉痛地说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一直在悲观主义的重压之下度过的。同样地，鲁迅也经验过“寂寞和空虚”的重压，而鲁迅的“旅程”好像比罗曼·罗兰的更为艰苦，因为他不但背负着三千年封建古国的“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而且他还得和近百年的半殖民地的社会所形成的“买办文化”作斗争。
书香人家的子弟，幼诵孔孟之言，长习声光化电之学，从革命民主主义走到共产主义：鲁迅所走过的这样的道路，使我想起了我们的许多前辈先生。这是中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经过事实的教训以后所选择的道路。在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鲁迅是引导着万千青年知识分子走向战斗，走向这样的道路的旗手。
我们古代的哲人曾说：惟“仁者”（革命的人道主义者）为能爱人，为能憎人。鲁迅就是这样的“仁者”，他维护“人”的尊严，他爱的是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他憎恨的是剥削者和压迫者。这样的“仁者”也一定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一定不能不是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的战士。一九三○年以前鲁迅的中心思想和主要的活动，大概可以用这几句话来概括。
一九○六年，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就开始了文学运动的计划。这是打算出版一种期刊，定名为《新生》。但这计划终于为了种种阻碍而没有实现。后来（一九二二年，《呐喊》序），他回顾这一时期，告诉我们：他之所以要提倡文艺运动，因为文艺善于改变人们的精神，而他之所以把改变精神作为第一要着，是由于认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这是鲁迅对于那时候的中国人民的命运的最沉痛的说法。为什么“只能做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呢？鲁迅从各方面来分析，揭露了问题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