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对于那种积极的扩展和重建工作，那种开阔心胸便于了解在实践中所遇到的新时代的各种新情况，并懂得如何处理这些新情况的积极工作，像中国的铁良和英国的兰斯东勋爵这样的人，当然是毫无用处的。不仅如此，甚至于让他们去做那种激励工作，正如我所说过的，那种满洲贵族在中国社会组织结构中所肩负的特殊任务，他们也难以胜任。因为他们太过刚直刻板了。他们品质高贵，就像是一朵美丽的花，一朵晚秋的菊花，生长在阴冷的寒空下，沐浴不到阳光——太冷，太无光泽和缺乏热度，万不能打动人的心灵，温暖他们的情怀，点燃他们的激情。要想激励民族扩展工作——达到激励的目标，就必须以激情去点燃一个民族的火热之心，从而实现灵魂的扩展，使之能够容忍和接受新的观念。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的是那些品德高贵的男人和女人具有爱心，具有强烈的激情，他们热情奔放，可以发狂，像中国的端王及其拳民，或者英国那些主张妇女参政、实实在在与警察搏斗的女人一样。正如我的一个苏格兰女朋友最近来信所说的：“她们主要不是为自己着想，而是为了她们那更贫苦和不堪折磨的姐妹们。”今日英国那些“市井之人”，那些没有高贵品质的悲观主义者和犬儒，他们对法国人以其更灵敏和细腻的感觉称之为“la brutalité des journaux anglais”(“英国新闻的暴行”)的东西，那种他们无法理解的东西负有责任。——英国的市井，他们不是公正地考虑和人道地对待“女拳民”或英国如今的那些女权主义者，而是用粗俗和不正经的称呼来嘲弄这些贫苦的不堪折磨的高贵疯妇，以此表明其无耻的犬儒主义或卑鄙的恶毒，就像上海的一份最有名的英文报纸习惯于称中国富有“贵族之风”的妇人，已故皇太后为“女仆”一样。——原注
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九
如果说铁良是目前中国的满洲贵族中最坚强和最好的典型，那么端方端方(1861—1911)，满洲正白旗人。托忒克氏。字午桥。1899年任护理陕西巡抚。1900年慈禧逃到西安，他拱卫周详，得宠署湖广总督。1904年调江苏巡抚，摄两江总督。1905年与载泽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回国后，建议朝廷预备立宪。1909年因在东陵拍摄慈禧葬仪，被摄政王免职。1911年起用为督办铁路大臣。在镇压四川保路运动中，被起义新军所杀。便是最软弱和最坏的典型。端方是中国的罗斯伯里勋爵。英国的罗斯伯里勋爵同中国的端方一样，又跟著名的或声名狼藉的白金汉公爵韦利尔斯韦利尔斯(George Villiers，1592—1628)：英国海军将领。属于同一类人。这位白金汉公爵，就是德赖登德赖登(John Dryden，1631—1700)：英国诗人和戏剧家。讽刺诗里的那个齐木里（zimri）：
他如此多能，仿佛不是
一个人，而是全人类的缩影。
的确，德赖登对软弱、轻浮、不忠不实、聪明过人的白金汉公爵的无情描绘，尽管时间和社会状况可能不无差异，但却同样可以用在英国的罗斯伯里勋爵和中国的满人端方这两个现代名人身上。因此，我毫不客气地将德赖登那首令人叹赏的妙诗，全文抄录在此：
他如此多能，仿佛不是
一个人，而是全人类的缩影。
他固执己见，所见总是荒谬，
他什么都做过，没有一事能够持久；
然而，月亮轮回一遍之间，
他却成了化学家、提琴师、政治家和小丑。
责骂和颂扬是他的经常论断，
为要显示高明，他总是走上极端。
挥金如土，是他特有的能耐，
无事不赏，唯有弃他一事除外。
傻瓜骗他，他知情为时仍晚，
他嘲弄别人，别人却骗走他的财产。
离开宫廷他自嘲不断，然后组建政党，
将心自宽，但主席职位从来与他无关。
威廉·约翰逊·科里，罗斯伯里勋爵在伊顿公学的教师，谈起年轻的达尔门尼（罗斯伯里在公学时的名字）时所说的话，也完全符合满人端方。威廉·科里说罗斯伯里“不愿手掌上染上灰尘”。然而，一个不愿让手掌沾上灰尘的人，生活在无政府混乱时代，要想在人世上取得成就和进步，赢来地位、荣誉、名望和显达，不去辛勤工作和奋斗，不去拼搏到“手指关节失去血色”——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操守的。孔子说：“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