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在太平天国叛乱之前，正如我在本文开头所说过的，由于丢掉了尚武精神和高贵品质，丢失了高尚理想，结果，堕落了的满洲贵族，无法给予国民所期望的高贵引导，——正是这一切，造成了卑鄙无耻的浪费性消费，最终招致了那场太平天国大叛乱的灾难和激变。如果说在太平天国叛乱之前，中国的满洲贵族实在犯下了大罪，那么，他们在太平天国叛乱中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那些头扎红巾的狂热的叛乱分子，突如其来、气势汹汹地杀入那些无忧无虑、尽情享福、腐化堕落、享有各种特权的满洲显贵驻防的城市。正如那位希伯莱预言家所说的：“地狱已因此自动扩大，并张开了它那无边无涯的大嘴，他们的盛名，他们的民众，他们的荣耀，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都不得不落入那张巨嘴之中。”事实上，太平天国叛乱刚刚爆发的时候，驻防在不同城市的许多满族显贵，几乎全部丧命：老人、青年、男孩、妇女、女孩、婴儿——统统被狂怒的太平军赶尽杀绝。所有满人和站在满人一边的汉人，都被称之为“妖”或“阎罗”，必须加以斩杀。
在太平天国叛乱之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统治权，也从满洲贵族手中落入到中产阶级文人学士手里。由于丧失了在国家政治中的主动权，中国的满洲贵族便无力发挥他们在社会组织或社会秩序中的应有作用——激励和引导中国人民去过一种高尚的国民生活。既然无力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么他们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简而言之，如同不列颠贵族组成了英国上议院一样，享有特权的中国满洲贵族，也构成了一个异乎寻常的中国“上议院”。因此，除非从外部来人，或从他们内部出现强有力的成员，着手改造满洲贵族，给其体内注入新的生命力，我们中国的“上议院”，犹如英国的上议院一样，将不得不被废除。但紧接着，我们就会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我们按照中国的改良派和革命者打算做的那样，学英国的激进党和社会主义者，把上议院解散——那么我们就会丧失英雄主义和高贵品质，国家便会失去英雄主义和高贵品质的集结点与重振的依托。
十三
眼下，马太·阿诺德对他那个时代英国贵族的看法，用在中国的满洲贵族身上也是合适的。他说：“真不知道，世界上是否还有人像我们上流社会一般英国人这样，对于世界的现实变化如此的无知、迟钝，糊里糊涂。他既无思想，也没有我们中产阶级的那种严肃认真态度。正如我常说的，这种严肃认真态度，可能是本阶级得以拯救的伟大力量。唉，当听到贵族阶级中一个年轻富豪兴致勃发，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对财富和物质享受大唱赞歌时，我们勤劳的中产阶级中人，即便庸俗透顶，其良心所在，也会吓得倒退几步。”
说起我们的满洲贵族缺乏智识，任何一个与北京汉人称之为满族大爷的人因公打过交道者，都能告诉你这么一个头戴蓝顶子或红顶子的白痴，他会毫无理由地与你辩论不休，纠缠没完，而根本不懂什么叫交涉或辩论，一直到你觉得非逃之夭夭不可，不然你就得气疯，被迫犯下谋杀之罪，因为你忍不住要去掐他的脖子，把那个面无血色、两眼无神、絮絮叨叨的白痴给憋死。不过，目前在中国，满洲贵族最大的缺点，还在于他们缺乏严肃认真的态度。现任摄政王是个例外，在我看来，他倒是有点过于严肃认真的毛病。我在北京见过的大多数满族王公和其他名流，他们不仅没有意识到当今国事的严重，也没有意识到在国家财产方面他们那特殊化的、朝不保夕地位的危险性。正如拿破仑说起上个世纪的法国顽固派那样，现在中国的满洲贵族自太平天国叛乱以来，甚至于义和团灾变之后，虽然吃尽了苦头，却丝毫也没有接受教训。他们所剩下的唯一一样东西就是骄傲——那种门第高贵、身无分文的苏格兰少女的骄傲。
当然，我以上所说也有许多例外。目前的满洲贵族中，像铁良等人，便有强烈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中国的满洲贵族最杰出的道德品质，那种或许可以拯救自身的伟大力量——是他们的纯朴和耿直（guilelessness），即便是今天，满人虽然有许多缺点，但仍然是一个不狡诈的民族，一个具有伟大的质朴心灵的民族，其结果，是生活简朴，清风可操。现任外务部侍郎联芳联芳：汉军镶白旗人，字春卿。同文馆卒业，曾赴法留学。1910年由外务部侍郎升任荆州将军，曾留学法国，在李鸿章手下供职多年。他本有机会像李鸿章手下的“暴发户”们那样大捞一把——然而现在，他大概要算是中国留过洋的人当中最贫寒最清廉的一个了。还有一个锡良锡良(1853—1917)，蒙古镶蓝旗人。巴岳特氏，字清弼。同治进士。初在山西任知县，逐级升迁。1900年任山西巡抚。后又曾任湖北巡抚、河南巡抚、热河都统、四川总督、云贵总督。1909年授钦差大臣，任东三省总督，现在的东三省总督。他是从小知县做起，最后升任大总督的。其生活也很清寒，是个廉洁的人。说实话，要是不怕把这篇文章写得太长，我本可以再举出官场内外我所认识的许多满人贵族的名字，他们心地质朴，举止优雅，并有法国人所谓“发自内心的得体的礼貌”（la politesse du coeur）。他们都是真正的君子，一旦知道怎么办，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尽职尽责，一旦听到召唤，便不惜为了君国的荣誉献出生命。在此，我还想再提一下满族妇女，特别是较为贫寒的满族家庭里的那些妇女，她们靠朝廷补贴的微薄俸银为生，自己过着克己的、半饥半饱的生活，像奴隶一样做苦工，努力成为一个贤淑之妇，去尽自己对孩子、丈夫、父母和祖先的责任已故阿奇博尔德·福布斯(Archibald Forbes)先生谈起1871年巴黎被围期间人民的苦难时，说道：“在那次围困中，最遭罪的是那些过于自尊的、固定工资到不了手的人们，最难以救济的也是他们。那些女人倔强至极，自尊过分。有一座楼房的守门人，总是对分配食物的布施者说，在某层有两个老太太一定在大挨其饿，可当你去按她们的门铃时，出现在你面前的却是庄重大方，毫无饿态的人。‘不错，英国是一个善良的民族，仁慈的上帝会报偿他们。顶楼上有些可怜人正迫切需要食物，送给他们，他们会感激你；哦不，他们不会接受施舍。行行好，早安，先生!’接着劈头盖脸一下关上门。哎，这真是一件令人伤感的事情。”中国的满族家庭也是那些自尊和有固定俸禄的人所组成的。那俸银，由于国库空空，也就微不足道。中国的满族妇女同样倔强至极，自尊自傲透顶。我认识一位广州老太太，她丈夫在英法联军占领广州时被杀害。两个月后她生下儿子，并节衣缩食，把他抚养成人，还供他读书，给他娶了媳妇。我认识她的时候，她的儿子也就是我的挚友，当时正在邮传部做小职员，月薪30两。然而这位高贵的老妇人，为了庆祝她的教女(god daughter，受过洗礼的女儿)也就是我去世不久的妻子的生日，花钱就像一个王妃那样慷慨大方。——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