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得以认识田寿昌是由白华的介绍。田寿昌和宗白华都是当时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是五四运动后所产生出的新人。寿昌也在日本留学，在东京高等师范读书。他那时已在介绍俄罗斯文学，又在议论着诗人和劳动问题。据我所知，他是受了日本文坛的影响，同时不消说也就间接地受了俄罗斯革命的影响。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十月革命一成功，在各国的劳工运动上和文化运动上有一个划时期的促进。日本思想界之一角显著地呈出了左倾色彩的，便是从那时候起头。在当时日本比较进步的杂志《改造》和《解放》，继续发刊了。
寿昌由白华的介绍和我开始通信，后来在一九二○年的三月尾上，他利用春假竟由东京到福冈来访问过我。他来的时候正逢我第二个儿子博孙诞生后才满三天，我因为没钱请佣人，一切家中的杂务是自己在动手。他看见了我那个情形似乎感受着很大的失望。他那时候还年青，还是昂头天外的一位诗人，不知道人生为何物。就是我自己也是一样。当他来了的第三天，我公然陪着他到福冈附近的名胜地太宰府去玩了一天，第四天也陪着他游玩了福冈市中的名胜，把产后仅仅五六天、应该保持绝对安静的安那连带着两个孩子丢在了家里。后来弄得奶子断了，生出了种种的苦痛。
孩子因为奶断了便不能不用人工哺养。哺养又不得法，因此便发生了食饵中毒症，只得抱进大学病院里就医。先生说，孩子恐怕是不能保的，只有用最后的手段饥饿疗法来调治，要等到中毒现象的热度退了，才有希望。一家人搬进病院的一间小小的病室里，守着一个发高热、因饥饿与痛苦而啼哭着的半死的婴儿。时候是秋天，窗外的庭园中有寂寞的鸡冠花映着寡白的秋阳。白天守了一天，到晚来又眼睁睁地守了一夜。我那首《密桑索罗普之夜歌》便是在那惺忪的夜里做出的。那是在痛苦的人生的负担之下所榨出来的一种幻想。由葡萄中榨出的葡萄酒，有人会讴歌它是忘忧之剂，有人又会诅咒它是腐性之媒，但只有葡萄自己才晓得那是它自己的惨淡的血液。孩子在第二天清早热度退了，算好了起来。那首副产物的夜歌，后来因为寿昌翻译了王尔德的《沙乐美》，要我做篇序，我便写寄了给他。
寿昌来访的结果是产生了一部《三叶集》，所搜集的是白华、寿昌和我的通信。寿昌对我有很大的失望。他回东京时，路过京都，和郑伯奇见面，伯奇问他见了我的感想如何。他说了一句“闻名深望见面，见面不如不见。”这是后来伯奇对我说的，但我相信绝对不是假话。因为寿昌对我也露过这样的口气。当他初来的时候，我正在烧水，好等产婆来替婴儿洗澡，不一会产婆也就来了。我因为他的远道来访，很高兴，一面做着杂务，一面和他谈笑。我偶尔说了一句“谈笑有鸿儒”，他接着回答我的便是“往来有产婆”。他说这话时，或者是出于无心，但在我听话的人却感受了不小的侮蔑。后来在《三叶集》出版之后，他写信给我，也说他的舅父易梅园先生说我很有诗人的天分，但可惜烟火气太重了。当时的寿昌大约是嫌我太不清高，太不自重，往来的是产婆下女，关心的是柴米油盐，这样是会把诗艺之神骇到天外去的。但他却没有想到我假如有钱，谁去干那样的事？……《三叶集》出版之后颇受一时的欢迎，寿昌便又食指欲动起来，又曾约我和他的另一位朋友作三角的通信，好出一部《新三叶集》。这个提议是由我拒绝了。
在《学灯》上投寄诗稿的时候，我也投寄过一两篇小说。有一篇题叫《鼠灾》，写的是我的惟一的一件哔叽学生装放在破了一只角的藤筐里被耗子咬坏了，我和安那勃溪了一场的故事。那全篇用的是心理描写，写得颇暗淡，比较我那《牧羊哀话》和火葬了的《骷髅》，要算是进了一境的创作。可惜我自己没有存稿，别的人也没替我保存着的。作者原注：假使有人有1919年9月以后及1920年4月以前的《学灯》，这篇文章或许可以找出。
那篇《牧羊哀话》，我起初是在《学灯》附刊上看见了有一种《新中国》杂志在北京刊行，看那广告上也登载着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的翻译，我也就大着胆子投寄了去。这回也搭响了。那杂志的编辑先生登时回了一封信，称赞我的小说“笔酣墨饱，情节动人，决于本志第七期登载”。但自从接到那封信以后便没有得到消息，后来隔了许久，由我的诘问才得到了两本杂志的报酬。那《新中国》究竟是那一系的刊物，那位编辑先生究竟是谁，我到现在也还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