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下旬，有一天午后，我从学校里回来。安那背着和儿在楼下烧茶。她对我说：“楼上有几位稀客来了。”
我匆忙地跑上楼去，看见了三位来客，一位是成仿吾，一位是陈君哲，还有一位是我不认识的大学的同学。君哲把那位不认识的同学向我介绍了，是六高出身的大学的四年生徐诵明。君哲也是六高出身的人，和仿吾是同年级，比我早一年进的大学。
原来仿吾也是因为风潮回了国，这回是同着一位同乡的老先生，盲了目十年的人，到福冈来就医的。他到君哲那儿去，听说我也在福冈，他便跟着他们到我住处来了。
我和仿吾相识是在一九一五年的夏天，我初进六高的时候。仿吾要比我年青三岁，但他的学级却早我一年。他学的是工科，在高等学校里属于二部。我们在冈山算同了两年的学，也同住了将近两年。他很有语学上的天才，他对于外国语的记忆力实在有点惊人。他最初是和他的大哥成劭吾一道到日本的。他的大哥进了名古屋的第八高等的时候，和几位朋友同译过一部英文字典。仿吾在旁边也帮助过誊录和校对的工作。他自从有过那样一番的根底之后，他在高等学校的三年间是没有用字典的。做一位高等学校的学生没有外国语字典，这在国内的学生看来或许不甚稀奇，但在对于日本高等学校有些经验的人，他至少是会惊异的。日本高等学校的功课，有一半乃至以上是学外国语，有第一外国语，第二外国语。甚至像我们学医的人在第一德语、第二英语之外，还要学第三种的拉丁语。一个礼拜的外国语时间在二十二三个钟点以上。加之日本人教外国语的方法是很特别的，他们是特别注重读。教外国语的先生大概都是帝大出身的文学士，本来并不是语学专家，又于学生们所志愿的学科没有涉历，他们总爱选一些文学上的名著来做课本。上课时的情形也不同，不是先生讲书，是学生讲书。先生只是指名某某学生起来把原书读一节，接着用日本话来翻译。译错了时，或者让别的学生改正，或者由先生自己来改正。接着又指名第二个人读下去，译下去。指名的方法，有的先生是挨着座次，那倒还可以偷懒，不轮到自己名下时可以不必准备。但有的先生全是任意，没有一定的。因此学生的自修时间差不多就是翻字典。日本人还好，他们是用本国话来译外国文，又加以朋友多，可以并伙，可以省些气力。中国学生便是用外国话来翻译另一种外国文了，一班之中大抵只有一个中国人，或者至多有两个人光景，因此是吃力到万分。你看，在这样的学生生活中能够不用字典，是不是一种惊异？
仿吾是很木讷的人，他很少说的中国话是一口湖南的新化腔。初和他会面的人，真不容易听懂。他到日本时年纪很小，但他对于中国的旧文献也很有些涉历。我们在冈山同住的时候，时常听见他暗诵出不少的诗词。这也是使我出乎意外的事。大抵仿吾的过人处是在他的记忆力强，在我们几个人中他要算是头脑最明晰的一个。
他在风潮中回上海去了，在他本来是不想转来的。直到九月尾上，各学校已经开课了，他在上海才遇着他的同乡，那位盲了目十年的陈老先生。我们要记得，蔡松坡也是湖南新化人，是死在福冈病院里的。大约就因为这样的关系，那陈老先生知道福冈的医科大学里有一位日本的有数的眼科博士。他的年纪已经六十以上了，带着一个儿子和一位管事，远远地从他的家乡出来到了上海，更打算到福冈来就医，想使自己的双目复明。他们到了上海，遇着仿吾，便拉他一同度日。
我的住房是在那“质屋”的质库楼上，面积只有一丈见方，人立起来可以抵着望板。东北两面各有一堵铁格窗，看来很像鸟笼，也很像监狱。但就是那样的楼房，每月也还要我们六块钱的房金。仿吾想来是看到我们住处逼窄，他说到陈老先生们住在旅馆里面，每天的耗费太大，一个人每天要七块钱，四七便是二十八块，起居饮食都不方便。他们打算在外面找一间房子来自行开火。在这时候，他便向我提议，好不好让我们夫妇和他们同住，就由我的夫人替他们管理家政。
正在这样商议，安那烧好了茶，背着孩子送上了楼来。我便把仿吾的意思向她说，不消说她立地便答应了。因为那时候日本的一斗米要管七块钱，两个人一个月至少也要吃十块钱的米。我还有一件至今想起都还令人愤恨的事，是在六高毕业的时候，曾经到过一次东京，向经理员预支了两个月的官费。因为转入大学之后，第一学期要缴四十圆学费，又要买参考书。医科所用的参考书多是德文书，由于欧战的关系，书籍不能输入，就买旧书都要比原价贵到五倍以上。所以在初入大学时，预支学费便成了一般的通例。预支时原约定按月摊还，但最可恨的是那时的四川经理员，绰号叫张麻子的，他从八月份起便和我整扣下来。好在我预支时在七月，是旧额的四十八圆，从八月起增加了官费，所以我在八月底算就仅仅得到二十四圆的增加额。写信去质问并请求通融，他欺负你是住在乡下的人，给你一个不置答复。于是便弄得来把买好了的参考书又拿去进当铺，——好在当铺就在楼下——在九月将近一个月中连吃饭都是在节省着的。谁能料到在这样意外的地方才遇到救星呢？所以当仿吾一提议，我在心里早就喜出望外了。再向安那说明之后，她也欢喜得几乎流出了眼泪来，她只说，怕的是那老先生不高兴，她是没有不赞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