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他已达到了毕生的夙愿。他抓住了欢乐。但是，在这控制着暴风雨的心灵高峰上，他是否能长此逗留？当然，他有时还是会徘徊于往昔的伤痛的暗夜，他最后的几部四重奏里亦充满着诡异的阴影。可是《第九交响曲》的胜利，似乎在贝多芬心中已留下它光荣的印记。他未来的计划是（1824年9月17日致肖特兄弟信中，贝多芬写道：“艺术之神还不愿意死亡将我带走，因为我还欠他很多。在我出发去天国之前，必须让精灵启示着我而要我完成我的艺术东西以留给后人，我觉得我才开始写了几个音符。”见贝多芬书信集第22页。）：《第十交响曲》、《纪念巴赫的前奏曲》、为格里尔巴泽的《曼吕西纳》谱的曲子（诗人原作讲述一个骑士恋上一个女神而被她囚禁，他思恋家乡与自由，这首诗和瓦格纳的名剧《汤豪舍》颇为相似，贝多芬在1823至1826年间从事此工作。）、为克尔纳的《奥德赛》所作的曲子、根据歌德的《浮士德》谱的曲子（贝多芬从1808年起就想为《浮士德》谱写曲子，这是他人生最重视的规划之一。）以及清唱剧《大卫与扫罗》，这些都表示他的精神向往着德国古典大师的恬美境地，如巴赫与亨德尔，并且，他尤其倾向于阳光明媚的法国南部或者他魂牵梦萦的意大利（贝多芬在日记中写道：“法国南部！是啊！是啊！”“离开这里，只要你能做成这一件事，你便能重登艺术的高峰。……写一部交响曲，然后出发，出发，出发……夏天，为了旅费而工作，然后周游意大利，西西里，和别的艺术家一起……”）。1826年，施密特医生见过他，说他气色红润并且朝气勃发。同年，当格里尔巴泽最后一次见他时，贝多芬反而还鼓励这位颓废的诗人说：“啊，要是我能有你千分之一体力和魄力，那该有多好啊！”时事艰难，专制反动的政权横行，思想界也被狠狠地钳制压迫着。格里尔巴泽哀叹道：“言论审查制度将我戕害了。倘若一个人想要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就得前往北美洲去。”但没有一种权力能钳制贝多芬的思想。诗人库夫纳写信给他说：“文字是可以被禁锢的，但幸运的是，自由之声还没有熄灭。”贝多芬正是伟大的自由之声，也许他是德国思想界硕果仅存的自由之声。他自己也感受到了这一点。他时常提起他的责任，那就是把他的艺术奉献给“可怜的人类”，“将来的人类”，为他们造福——赐予他们勇气，唤醒他们的迷梦，斥责他们的怯懦。他在给侄子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的时代，需要强壮的心灵鞭策着这些可怜的人们。”一八二七年，米勒医生说：“贝多芬对于政府、警察、贵族，永远可以发表自由意见，甚至在公众面前也是如此肆无忌惮。警察当局对此也是心知肚明，但将他的批评和责难看成无害的痴言梦语，因此这个光芒四射的天才可以平安无事。”（1819年他被警察当局起诉，因为他公开宣称：“归根结蒂，基督不过是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的犹太人。”那时他正写着《Ｄ调弥撒曲》。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宗教观念极其自由的人。他在政治方面也是一样的毫无顾忌，可以很大胆地抨击他的政府腐败。他特别指责这样几件事情：法院趋炎附势且独断专行，程序繁琐，妨碍司法公正；经常滥用职权；官僚腐化而又无能；颓靡的贵族享有特权，霸占着国家最高的职位。从1815年开始，他在政治上是同情英国的。据辛德勒说，他非常热烈地读着英国国会的记录。1817年英国的乐队指挥西普里亚尼·波特到达维也纳，说：“贝多芬用尽一切诅咒的字眼痛骂奥国政府。他一心要到英国来看看下院的情况。他说英国人的脑袋的确还长在肩膀上。”（1814年拿破仑失败，列强举行维也纳会议，重新瓜分了欧洲。奥国首相梅特涅雄心勃勃，颇有只手遮天之势。对内奉行压迫之政策，毫无言论自由。当时欧洲各国皆趋于反动统治，虐害共和党人。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早已弥漫全欧，蠢蠢欲动。从1820年的西班牙、葡萄牙、那不勒斯的革命开始，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接踵而至，随后1830年法国又有七月革命，1848年又有二月革命……贝多芬晚年的政治思想，正反映1814到1830年之间欧洲知识分子的反抗精神。读者读到此地，必须参考当时国际形势，才能对贝多芬本人的思想有比较准确的认识。））
所以，没有什么力量能够让这股不可驯服的力量卑躬屈膝。这个时期，他似乎开始玩弄痛苦了。在他晚年，虽然环境依然恶劣（比如侄子的自杀事件），但此段时期所创作的音乐，却呈现一幅崭新的面貌，它嘲弄着一切，睥睨着一切，鄙视和不屑着一切，同时，他也是欢乐的。在一八二六年十一月，即他逝世的前四个月，他完成了第一百三十号作品，即四重奏的新的结束曲。那是非常轻松欢快的，但这种快乐并不是一般人常有的那种快乐，它时而是莫舍雷斯所说的那种嬉笑怒骂，时而又是战胜了疼痛之后的拈花一笑。不管怎么样，他是胜利者。他不相信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