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诉诸法律吗——我能用这种办法惩办凶手们吗？如果一位君主愿为天下所有的贫困者都干杯，是否就能止息他们的饥渴呢？!不，不，绝不!我绝不想鲁莽地让法律介入其中。法律和绞架绝不能清偿所有那些欠我的债!暂时让法律靠边站站，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将自己去找出罪人，亲自讨还债务。你不禁要问，我怎么才能圆满完成这顶任务？在我既没有看到劫匪的长相，也没有听到他们惯常说话的声调，同时对他们是谁这些基本问题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你不禁要这样问，我凭什么那么确信自己能找到他们？可是——我肯定自己能行——我相信自己，也相当有信心。因为我有一条线索——一条你还没有充分赋予它价值的信息——一条对侦探们没有什么大帮助的线索，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利用它的相关技巧。我不久就要讲到它了——那时你就明白了。现在还是让我们按部就班，继续按事态发展的顺序讲下去。我们先找一个切入点，然后再从这一点的某个方向开始我们的侦探。这两位劫匪显然是伪装成流浪汉的士兵，而且不是新入伍服役的，而是部队里的老兵——也许是正规军。可是，他们却没有士兵们常有的态度、姿态、举止，他们身上甚至没有一天军训的痕迹，更不要说一个月或是一年了。因此，我这样想，不过我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这种猜测。并且他们中的有一位说：“那是G上尉的声音……!”——这个家伙，我要他血债血还。两英里外有几个军团驻扎在那里，其中有两个美国骑兵队。当我听说在出事当天晚上C部队的布赖克利上尉在一队人马的护送下途经我的屋子附近一带，我没有声张，决定到那个部队去搜寻我想找的那个人。与士兵们说起这件事，我总是再声称那两位劫匪不过是流浪汉，他们跟随连队东游西荡。于是他们在流浪汉之流中的搜寻当然归于徒劳，除了我，谁也不曾猜测嫌疑人可能在士兵中间。
晚上，我则在自己那残破不堪的家里埋头苦干，用不同的什物和破布头把自己伪装起来，我还到临近的村子去买了一副蓝墨镜。部队的营帐一顶顶地收拾起来了，因为C连骑兵队奉命到北边一百英里外的拿破仑港驻防；我把自己为数不多的钱藏在腰带里跟随着C连秘密离开了自己所在村子。当C连队到达拿破仑港的时候，我已经先它到达了。是的，我是先它而至，干起一种新行当——替人算命。我来者不拒，广交朋友，给驻扎在那里的所有的连队官兵算命，但我始终给C连队的士兵予特别的关注。我把自己的注意力无限制地投入到那些性格多少有些与众不同的人身上；他们对我几乎无所求，因此毫不担心我会婉言拒绝与他们聊聊天。我开始成为他们开玩笑的靶子；这样当然有利于我的任务，也增加了我在连队里的知名度；我在那里很受他们的欢迎。我不久就发现了一位下级士兵少了一只拇指——这使我非常高兴，简直难以言喻这种喜悦之情；当我发现在整个C连队的官兵中只有他一个人缺了一根拇指的时候，我的其它顾虑完全没有了。我相信我的辛劳并没有白费。这是一个德国人，名叫科鲁格。是这个连队中仅有的九名德国人之一。我再接着观察他和谁的关系比较亲密，但他好像与谁都显得关系平平。除了我是他的亲密伙伴，因为我在处心积虑地与他发展这种亲密联系。有些时候我被复仇的欲望狠狠地驱使着几乎克制不住想跪在他的面前请求他指出谁是那名谋杀了我妻子和孩子的凶手，但我还是终于没有说出口，我尽量把我的时间投入到算命的行当中等待时机，等待着好机会自动送上门来。
我的行头很简单：不过是一点红色的颜料和一沓白纸。我先把顾客的大拇指的圆头部分涂上些颜料，然后再让他们在白纸上把拇指的形状按在上面，晚上回去研究研究，第二天再告诉他们通过他们的指纹揭示出他们什么样的命运。你也许要问，我把时间都浪费在这些无聊事上到底意欲何为？是这样的，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结识了一位法国人，他在监狱里已经当了三十年的狱监，他曾经告诉过我在人的身上只有一样东西自始至终决不会稍加改变，从生到死始终如一——那就是人指头上的纹路；他还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绝没有指纹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在那些年月，人们总是将在逃的新犯人的长相照下来，并将他们的照片挂在罗杰斯长廊里以备将来之需。他总说，这种办法不很管用——因为犯人们可以化装或者做变相手术改变容貌。“只有指纹才是最确切的证据，”他对我说，“你绝不可能改变或者乔装。”他过去也常常拿我的朋友和熟人来验证他的这套理论；结果总是毫厘不爽。